一个新疆北漂的中国故事

　　周哲/文

　　库尔班江·赛买提，这个出生在新疆和田的维吾尔族摄影师，在他32岁的这一年，突然成为了全中国的话题人物。

　　年，他拍摄了一组环境肖像并结集出版，主人公是一百多位来自新疆在内地生活的新疆人，有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锡伯族等十几个新疆的主要民族，还通过口述的方式记录了他们每个人的生活与梦想，书名叫做《我从新疆来》。

　　库尔班江的书与个人故事一起在此时浮出水面，其中或许有它的历史必然性所在——在“中国梦”的时代，一方面地域与阶层问题纠结难解，另一方面个人奋斗的梦想又依然生机勃勃，所以，谁会不喜欢一个不断奋斗最终获得有意义生活，又肩负社会责任感，试图把这种意义推而广之的阳光青年的故事？

　　库尔班江与他的书，究竟是如何在这个民族矛盾纠结难解的时代中浮现在我们面前的？作为一名漂在北京的维吾尔族青年，库尔班江又如何在这个大城市里守卫住了他淳朴的个性，并形成了阳光正面的民族观念？

　　从库尔班江的自述中，我们或许会找到答案。

　　库尔班江的作品。

　　从新疆出来，我最初的态度是抗议

　　我这个人总是希望表现出我在真切地活着，和别人不一样，我不喜欢那种平平稳稳的状态。15岁时，我开始学拳击，一年后就获得了地区少年组的亚军。同时我还特别追求个性，一度希望通过留长发来展现出艺术家风范。结果有一次，面对着一个明显比我弱的对手，我在躲闪时让长发扫进了眼睛，被对方一拳打到左眼造成晶状体出血，从此只好退出拳坛

　　这是我18岁时的事情，也正是在这一年生日，我和一台凤凰D一见钟情，开始自学摄影。我的第一个摄影展是在我读的中专办的——在一个小橱窗里，粘贴上我拍摄的七寸照片。

　　20岁时，我通过玉石生意认识了对我一生影响很大的人：我的干爹干娘，孟晓程夫妇，他们是纪录片摄影师。他们会给我带和田没有的反转片，我就给他们留块不错的玉。在我看来，这就是人和人之间交往最基本的东西吧，你给我带利益，我给你带来利益，互帮互利，然后就维护起了一个不错的关系。通过干爹，我认识了我的师傅和师爷，央视著名的纪录片人王路和陈晓卿，和他们一起去拍纪录片。拍完了，他们操心我的去处。我说我想上学，师傅们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哦广院；广院在哪儿，哦北京。那我就到广院去上学吧。

　　我人生有几个转折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在年6月28日，进入北京传媒大学读书。那会儿我对学校是渴望向往的，因为中专毕业后，我已经在社会上流浪了五年时间，希望能够通过读书获得包括专业能力在内的提升。

　　初到北京，我给自己背了一个“民族”的包袱，这让我总是忘记人性，忘记要做一个人，而老想着要做一个民族英雄之类的东西。

　　那会儿我总想，作为维吾尔族人，我应该要怎么怎么做。那会儿我在马路边看到垃圾都会去捡起来，在北京我学会了抽烟，但绝不会随便扔烟头，怕被别人看到了，说维吾尔族人的素质很低，那会儿觉得社会上对维吾尔族人的负面评价都像是在骂我一样。有一件事情做好了，大家会说库尔班江做得好；而一旦没做好，别人会说，是一个维吾尔族小伙子没做好。

　　在大学的三年我活得很累，说话做事都必须非常严谨，包括一些小动作都非常刻意。年我毕业入行，我师傅王路终于发现了这一点，他对我说：“兄弟，你为什么活得这么累，你能不能做你自己？我们没有把你当作是一个维吾尔族人，你就是一个人——你是我的兄弟、我的徒弟。不要把所有的包袱背在自己肩上，别人不会把你称为一位民族英雄，你也做不了民族英雄。你做不了多大的事儿，只要你认认真真做一个诚实和诚恳的人就够了。”

　　在北京的这些年，我感到人们对于新疆的误解越来越加深，所以我希望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我开始策划《我从新疆来》的纪录片，想要讲述那些从新疆走出来的普通人的故事。一开始想只拍维吾尔族，经过思考，又诞生了更成熟的方案：新疆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应该拍摄从那里走出来的各族人民。但要通过纪录片把人的故事以十几分钟的方式展现出来，需要不少的资金。没钱，那就找钱呗。可到了12月份，钱还是没有找到。我开始觉得不能停在找钱的阶段，那就先做一个前期采访吧。于是我开始先从我身边的新疆朋友找起，我对他们说，现在这个社会出了大问题，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没有了。这个社会浮躁也好，复杂也好，最根本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所以我要和你们聊天、拍照片、把你们的故事整理出来，讲给别人听。

　　在拍摄过程中，年3月1日发生了昆明暴恐事件，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那之后是我有生以来最为痛苦不安的一段时间。昆明事件之后，内陆普通百姓对于新疆的恐惧感和排斥感加深，我父亲和两个弟弟都住在内地，我还有很多在内地工作的新疆朋友，我害怕他们因此成为被伤害的对象。我想，我一定要加快自己的脚步，于是决定用最快的时间把这个书做出来。

　　这个过程中，想法也越来越明确：既然昆明事件以后，人们不再 　　这本书里都是小人物，当然也有明星，可我没把他们放得那么高；比如演员佟丽娅，在其中也是一个普通人。还有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小尼”——尼格买提·热合曼，拍完他家的照片后我没有采访他，而是转而采访了他父亲。他父亲是新疆一个有名的翻译家，年代就因学汉语的欲望来到北京上学，因此对北京有着特殊的情感。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故事。

　　我与书中的一百个人一起完成了这本书，我们渴望沟通与理解，有了理解就不会有误解。我不希望别人给我贴标签，我已经厌倦了所有对“新疆人”的标签，新疆只是一个地域名称，这片土地养育了那么多优秀的人才，他们从新疆走出来，这篇土地的现代化也有他们努力的成果。百姓们日常接触到的新疆人，多是卖水果的、卖烤肉的、卖切糕的，或者是小偷，所以普通百姓就觉得在内地的新疆人就是这么几类人。而我拍摄的这些人，大都是生活在幕后的、普通人日常接触不到的人。我想传递出的信息是，不要为新疆人贴上小偷、卖切糕的等这些标签。最正确的认识态度是，我们都是同样的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家庭与梦想在奋斗。如果说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那也只是长相不同、语言不同。

　　因此在《我从新疆来》中，最打动我的两个人，都是最平凡的人。

　　一个是一位父亲，年来北京的艾力克大叔，他今年61岁了，是卖烤肉的。他不是自己要来北京的，而是被政府邀请来为北京的文化多样性做贡献的。北京去乌鲁木齐的一个考察队发现，那里的巴扎特别有气氛，他们希望北京市民也能感受到这样的风情，就选了艾力克等十几个人，来北京马甸桥开了一个新疆市场。

　　可是在艾力克大叔年纪大了想要回新疆时，他的第三个孩子被发现是脑瘫。很多人都告诉他，你孩子的病是治不好的，但他毅然选择留在北京，花掉了许多存款坚信他孩子的病有一天能治好。现在他们全家人的收入就是他一个小摊子上卖烤肉的钱，为了孩子，付出多少代价他也要留在北京。

　　还有一个是一位儿子。这个年轻人在大学学的是英语，他原本有自己的梦想：做个导游。大学毕业那年，他和父亲一起去做玉石生意。有一天，外面下着小雨，父亲微驼着背，从很远的清真餐厅为他带饭回来，他看到这个场景哭了，觉得父亲这么多年在外做生意太不容易，他应该为父亲承担些什么。

　　于是他放弃了导游梦，和他的父亲学做生意，现在已经是深圳一个成功的玉石商人。他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他的父亲一直在对他强调，不要先着急赚钱，而是要先把人做好。遇上不识货抬价的玉石买家，还主动降价。他父亲的这一点非常打动我，让我想起我父亲对我的教育。现在的社会，大家都明白，赚到钱才是硬道理，谁会想要做好人呢？可一个没有上过学的父亲，却能够对他的孩子强调这个道理，这是有他自己的胸怀在的。

　　我觉得这两个故事，我们所有人都会有共鸣。如今的社会，哪怕把孩子送到哈佛，孩子也还是娶了媳妇就不要父母了；还有的父母看到孩子一出生不对劲儿，就赶紧把孩子扔了，觉得可以再生一个。现在这种故事太多了，可这本书里一百多个主人公的心胸都很宽大，或许是因为新疆的土地辽阔吧。

　　写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个自我学习、自我成长的重要机会，好像是重新上了一遍大学。我在这些人身上发现了许多阳光之处，这也让我越来越明白，我们新疆人不需要负面情绪，负面情绪对你的思维方式带来一个很大的障碍，甚至会让你走歪路、做违背你自己做人原则的一些事儿。

　　随着这些年的历练，我自己的性格也在慢慢变得成熟和阳光。从我十五岁时候开始练拳击，性格里天然有一股喜欢逞英雄的劲儿。那时学校里有个胖子特别爱欺负人，老是找我的麻烦。我就开始学拳击，直到有一天把胖子打趴了。我发现，哇，原来我的拳头是很厉害的，还能解决很多的事情！结果因为过于自信吃了大亏，最后负伤退出了拳坛。

　　到北京以后，我慢慢没那么好斗了，明白不能用暴力方式解决问题。7·5事件之后，我在北京坐地铁时用维吾尔语接了一个电话，“乌鲁木齐”、“维吾尔”这些音译词是哪怕讲维吾尔语也能听得出的。我对面坐了一个很壮的小伙子，一抬头，我看到他用血性而愤怒的眼神看着我。结果到大望路时我刚要下车，他就一手肘打在我下巴上。我想，他大概是因为对7.5事件的新闻感到十分愤怒，想要为那些被害的汉人报仇吧。我看着他对我的那种眼神，不知道为什么居然笑了，连我自己都为这个笑容感到纳闷。

　　后来我脖子肿了好几天，就给干爹讲了这个事儿。干爹亲吻了我的额头，告诉我：儿子，你长大了。干爹说，拳头能造成的伤害只是外伤，而笑容造成的伤害才是内伤。你通过笑容迎接了他的挑战，十年之后，他会为他的行为感到愧疚。我这才明白，我对他笑，是我内心世界变得强大了的表现。

　　我是一个不喜欢抱怨的人。很多人遭受了不公平待遇后，愤怒地上网控诉。我不希望通过哭诉呐喊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没有用，只是火上浇油，煽动起年轻人的愤怒之心，而这对整个社会是不利的。反人类、反社会的事儿，只要是个人都是反对的。实实在在地做自己，踏踏实实地做你该做的事儿，才是最好的态度。

　　从新疆出来，我一开始的态度是抗议的。这个抗议背后是自尊心——我不是求着你了解我，我们不需要可怜和同情，我们需要的是被尊重。这些年过去了，我的自尊心没变，但越来越明白，尊重是你自己为自己赢得的。我所拍摄的这一百多个新疆人，他们都活出了自己的自尊。别忘了，我们也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之一，不是客人。

　　为生活努力，为家人奋斗，这是我们在外新疆人和所有中国人一样的地方。但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新疆给了我们不断学习进取的性格，生活却给了我们不同寻常的选择和独特的经历。每次发生社会事件后，新疆人住酒店就很麻烦，店主哪怕倒贴钱也不希望他们住，他们回新疆去，到了机场又是各种特殊安检。这些不同寻常的经历属于所有新疆人——不仅仅是维吾尔族，新疆的汉族也是一样——只要你的身份证上写着新疆，你总会遭遇这些。

　　如果我一直在新疆待着，乍一下在外面遇到这些事，我大概无法容忍。甚至可能会选择以激烈方式去应对，给自己惹很大的麻烦。但经过我在北京的工作学习经历，我明白了很多人生的道理。比如，那些检查我的人、不希望我住酒店的人，他只是执行他的工作，不是为了自己的好恶。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这种事情很容易想通，就像领导曾让我去拍一个杀野猪的场面，作为一个穆斯林我当然难以接受。如果不是工作，我不可能去拍，但是导演需要这个镜头，我需要这个工作。因为这件事，很多朋友甚至骂过我，说我不是穆斯林了。不过值得安慰的是，拍完之后导演向我道了歉。

　　现在遇到不让我住酒店这样的事儿，我就会打开手机录音，然后求助警察叔叔——我是弱势群体，有事要求助警察和法律嘛。其实从来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规定新疆人不能住酒店，如果真的有，那我接受，因为我是公民，遵守法律是我应尽的义务。

　　人们常说“大爱”这个词，大爱中包括“包容”这个词，五种北京精神中就有这个词。一个大的国家应该有大的包容，当地政府在治理某个区域的时候，不能仅仅因为一个政府人员要保护自己的饭碗，就发一个简单粗暴的文件下去。作为一个新疆人，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有问题要应对，不能逃避，要为百姓去着想。你在办公室里发一个文件下去，可能一个有四个孩子的新疆小贩就无力再抚养他的孩子。如果这时候突然来了一个人说，库尔班江，把你的孩子给我培养，我每年给你几万块钱，那我肯定说行啊，结果从此以后，内地就多了一个小偷。

　　我的拍摄只 　　我们小时候，老师带我们去清真寺做礼拜，那时候没有各种不能做宗教仪式的口号，可也没有发现和田的宗教气氛那么浓。渐渐的，气氛开始不对了，一批披着宗教外衣的人开始利用和田人缺少对宗教的正确理解的空间，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开始扭曲原本温和和平的伊斯兰教。

　　和田是中国最西的地方，地理位置特殊，交通以前也很不便利，因此与乌鲁木齐等地的信息流通并不顺畅，宗教信息同样相对闭塞；另外，和田基本没有大工厂，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百姓文化水平比较低。对文化知识的缺乏有时会让大家分不清黑白，这点在我四弟身上就很明显。他不愿意上课，辍学了，整日和社会上的不良青年混在一起。虽然他不抽烟不喝酒，可年轻人之间会互相影响。十个人里面只要有一个是极端思想者的话，就会影响其他九个人。

　　后来我们家就让我四弟去了深圳打工，在深圳生活半年以后，再让他回和田，他就不愿意了。因为他一出去，看到天那么广、地那么大，他看到了生活的不同，明白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在哪儿。和田真正出来的人太少，大学生回到和田之后，还是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因此正确的文化教育以及了解伊斯兰教正见的机会还是太少，另外最根本的，还是少数民族与汉人之间的沟通的问题。不过说心里话，这些问题就涉及到了政治的层面。我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也不是一个社会学家，我只是一个纪实摄影师，这些只是我感到的事情，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些甚至不能称之为我自己的观点。

　　不过我赞同王蒙、汪晖、马戎、关凯这些教授们的观点，他们常年做这方面的研究，观点都很客观。我尤其赞同王蒙，他说现代化进程的快车，决不能落下任何一个人，尤其是经济上贫穷的那些人，不然他们在心理上会有不平衡。拉着所有人一起发展，是国家一整个大环境的事儿。还有汪晖常常谈到，最重要的是平等，没有平等，光说团结是没有用的，这一点我也非常认同。

　　现在学者之中有一种趋势，看到新疆问题热，他们就出来谈论几句新疆，其实这些观点的问题都是很大的。但以我的年纪和阅历，还没有到可以出来批评的地步，看一下他们的观点，把不认同的放在心里，然后用我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改变。

　　一直以来，我最喜欢的歌手就是汪峰，我喜欢他的《飞得更高》、《青春》，但最喜欢的还是《北京北京》。听这首歌时，我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出某些场景，因为我对北京这个城市真是又爱又恨，爱它就是这个地方有我很想要的东西，恨则说不出来恨哪儿，大概是因为在这个城市里也有我很无奈的东西吧。

　　刚毕业的那一年，我租了一间房子，刚住进去三个月，中介就对我说需要搬家，于是我搬到了小区里的另外一间房子里。可第二天这间房子的房东对我说，对不起，一个月的违约金给你，请你搬出去吧。中介向我解释，说对不起，房东不想把这个房子给新疆人。结果我一下子就爆发了，不让中介进门，他要进门我就摔东西。但最后也没办法，在无处可去的情况下，我把全部家当拉到小区中间，坐在那儿抽了半天烟。

　　在朋友家打扰了几天后，我开始住7块钱一天的地下室，在里面住了四天我就受不了了。我想，就算我没钱，我也不应该住在这儿啊。于是我就出去做生意，三个月后赚了不少钱，我就和房东说，我把一年的房租给你，你不要把我赶出去。

　　我干爹介绍我认识了王路，后来我一直跟着陈晓卿干活。我是幸运的，但中间也有过低潮。毕业第二年，一整年都没有什么活，没有任何收入来源。这种空闲的状态让我焦躁，于是我就养了一条萨摩耶，把它养到通了人性，它会数数，还会叼着放着钱的篮子去买菜，做错了事儿，懂得自己回去罚站。一年后有了《时·光》，然后是《牦牛》、《自然的力量》，从此以后就再没闲下来。那一年我也想过放弃，但最后我还是撑下来了。

　　人的潜力，是通过自己比自己挖掘出来的。不过这个品质有时候也会害了人，做不到的事情，不能逞能。实在做不了不能抻着，不然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我打拳时伤到的左眼在12年后和我开了个玩笑，在我出现一些青光眼的症状时，我刚好接到了一个到国外拍摄的任务。因为新疆人难得拿到护照，加之我不想因为看病而耽误整个团队在国外的工作，一咬牙就还是去了。

　　结果在高原拍摄时，我的左眼视网膜脱落、穿孔，看什么都东西都是黑的，就一个亮点能透出光来。我就戴了个眼罩，以加勒比海盗的造型继续工作。回来后被医生骂，说你是不是不要眼睛了。我说反正对焦有右眼就行了嘛，医生大怒，说你要是左眼没有了，右眼也会保不住的，赶紧做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我还拿着相机到处跑，想要记录下自己做手术的过程。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天才，可我觉得，一个人一生能把一件事做到精通，就说明这个人是成功的。摄影就是我此生想做的这件事，它是我的爱好。而我的幸运之处在于，我不需要用摄影赚钱养活自己，赚钱我可以通过做玉石生意。

　　我父亲常说，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就是赚钱，最难做的就是做人。我赚钱的天赋部分遗传自父亲，但其实我的性格不合适做生意，我的性格太直接了，不喜欢说谎。我谈钱的时候不喜欢谈情感，更不愿意听到“兄弟”二字。但这个社会，还不太合适一个干脆利落的人去做生意。这个倒无关维汉，全世界的生意人嘛，想得都是怎么把别人套进去。

　　我曾经和一个汉族姑娘谈过恋爱，但最终还是因为文化差异分手了。她可以为了我去信伊斯兰教，可是这样她就会觉得自己为我做了太多，心里总有不平衡。我作为一个男人又不够成熟，不知道该怎样弥补她。最让我感动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家庭没有反对过我，以我的性格，如果他们反对，这个婚我是结定了。分手时，我爸偷偷对我弟说，他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我觉得就像结婚要门当户对一样，跨民族的婚姻并不是不行，但就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行。我曾经拍摄过一对老夫妻，妻子是上海知青，是佛教徒；丈夫是维吾尔族，是伊斯兰教徒。一个家庭融合了两种宗教，这是伟大的大爱，可我却没能做到。所以呢，我个人对维汉通婚既不反对，也不提倡。

　　我三十几年的人生，已经足够精彩和丰富。我有过日进斗金的日子，也曾经赌过博，在三个月里输掉了50万。但现在我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感谢安拉和我父亲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经历这一切。未来我还想继续用影像去记录、用图片去诉说。我也曾悲观过、极端过，还想过老子走人，但我更想给后代创造一个平等友爱的社会环境。

　　我相信这个社会还是会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本文选自《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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