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理解福克纳四野棕榈

　北京什么医院白癜风最好 http://pf.39.net/bdfyy/bjzkbdfyy/
四野棕榈没有谁迎接他俩——矿场管理员和他的妻子都没来；这对夫妇年纪还不大，至少从面孔上看，不比夏洛特和威尔伯恩大，虽然显得更为粗犷。他们彼此之间称呼巴克和比尔，姓巴克纳。“只是名字叫比利，”巴克纳太太说，带着刺耳的西部口音，“我出生在科罗拉多州（她把‘拉’字的母音发得很重，像发‘拿’），巴克出生在怀俄明州。”“完全像个不规矩女人的名字，对不对？”夏洛特愉快地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说说而已，没有冒犯的意思。我是指一个善良的不规矩女人，我就想做一个那样的女人。”巴克纳太太瞧着她。（这场对话发生在巴克纳和威尔伯恩在矿场用品供应处，从那儿领取毛毯、羊皮上衣、毛绒内衣和袜子的时候。）“你和他没结婚，是吗？”“你怎么会这样想？”“我不知道，总是能看出来呗。”“对，我们没结婚；希望你不介意，因为得同住一室。”“我干吗要介意？我和巴克也曾有段时间没结婚，可我们现在不也挺好吗。”她的语气不是得意扬扬，只是有些沾沾自喜。“我还把那放到一边去了呢，连巴克也不知道在哪里。那东西有与无没什么区别。巴克无所谓，可是女人保险点儿总没坏处。”“把啥放一边去？”“证书，合法结婚证书。”后来（这时她在做晚饭，威尔伯恩和巴克纳还在矿场峡谷）她说，“叫他跟你完婚。”“也许会的。”夏洛特说。“由你叫他，这样更好，尤其当你有了麻烦的时候。”“你有麻烦了？”“没错，一个月左右了。”事实上，运矿石的火车——一辆没头没尾的无声排气蒸汽机车，三节车厢，末尾带一节守车式小卧室，里面主要放个炉子——开到大雪阻塞的铁轨尽头时，周围除了一个面容阴郁、个子高大的波兰人，看不见别的人。他穿件肮脏的羊皮外衣，阴郁的面孔上一双苍白的眼睛，看上去近来没有睡多少觉，他的脸没有刮而且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洗过；他们见到这样一个人显然十分惊异，可这个波兰人倒有一副粗野的傲气，还带有一点儿神经质；他不会讲英语，嘴里叽叽喳喳不停，双手朝峡谷对壁指指画画，那儿可以看见六七间大都用铁皮铁板搭的房子，窗户刚好齐着矿井水平巷道，几间房紧紧挤在一块儿。这道峡谷不宽，一道沟、一条槽而已，向上攀升，坡面陡斜。天然积成的雪被倾倒的矿渣弄脏了，使矿井的入口处和几间房屋显得很矮小；峡谷边沿那一面则丛山叠嶂，高高耸入乌云密布的天空，天空刮起撕散云层的恶风。“到了春天，会很美丽的。”夏洛特说。“最好是春天。”威尔伯恩说。“会是的。可现在就是现在。咱们去什么地方走走吧，我快要冻坏了。”威尔伯恩又试着跟波兰人讲话。“经理，”他说，“在哪间房？”“噢，老板吗，”波兰人说。他又一次朝峡谷对壁挥手，尽管他个头大，走起路来却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夏洛特一举步就往后仰，得赶紧站稳脚跟；地上积的雪深齐脚踝，波兰人指了指她薄薄的便鞋，随后用粗犷的双手、女人般的温和动作，把她上衣的两边翻领拉上来护住她的喉头和面孔；那双苍白的眼睛，目光既凶狠、粗野又很温柔，他推着她前进，拍拍她的后背，实际上是在她臂部猛击了一巴掌，一边说道：“抱，抱。”之后，他们才看见横过峡谷的小道。严格说来，这也不是没被雪封住或者有足迹踏过的小道，只是这儿的积雪没那么厚，可容一个人通过，路两边的雪可以挡掉一些风。“也许他住在矿场，周末才回家来。”夏洛特说。“但是人家告诉我，他有妻子。他妻子干什么？”“也许，这矿车也只是一个星期来一趟。”“你还没见到机械师。”“我们也还没见到他妻子呢。”她说。她发出一种厌恶的声响。“那可说不上有趣。请原谅，威尔伯恩。”“没什么。”“原谅我，莽莽大山。原谅我，皑皑白雪。我觉得快要冻坏了。”“她今天早上没去那儿。”威尔伯恩说。矿场经理也没有去。他们选了一间房子，不是随意挑选的，也不是因为是最大的一间（并不是最大的），甚至不是因为门口挂了一只温度计（显示的温度是十四度），而是由于那恰好是他们走到的第一间；在他们一生中这是首次真切感受到寒冷，这寒冷在他们心灵上和记忆里的某个地方会留下不可磨灭、不会忘记的深刻印象，就像首次性交的经历或者结果一个人性命的举动。威尔伯恩在木门上敲了一下，手没有感觉，没等回应就把门推开，而且先把夏洛特推了进去；里面是个单间屋，一男一女穿着同样的毛绒衬衫和牛仔裤，脚上只穿了毛袜没有穿鞋，他们坐在一块木板的两端，木板搭在一只装铁钉的小桶上，上面摊开着一副旧纸牌，两人正在玩什么游戏，此时惊讶地抬起头来望着他俩。“你说是他送你到这儿来的？卡拉汉本人？”巴克纳问。“是的。”威尔伯恩说。他能听见夏洛特和巴克纳太太站在十英尺开外的取暖器旁边交谈（烧汽油的取暖器，恰巧这时他们把火熄掉了来重新加油，然后又用火柴点火，因为取暖器得昼夜燃烧；取暖器轰一声着火，发出亮光，威尔伯恩一会儿就习惯了，只是听到那着火的声响时吓了一跳）。“你们只带了这些衣服？你们会冻坏的。巴克得带你们去矿场供应处一趟。”——“是呀，”威尔伯恩说，“当然，还会有别的人送我来吗？”“你——噢——你没带来什么东西？介绍信什么的？”“没有，他说我不——”“哦，我明白了。你们自己付的路费。铁路车费。”“不，是他付的。”“噢，真该死。”巴克纳说，把头转向他妻子，“你听见了吗，比尔？”“什么？”威尔伯恩问，“有什么问题？”“现在就别管了，”巴克纳说。“我们去矿场用品供应处一趟，给你们卧具，还给更多保暖的衣服。他甚至没有叫你买一件狍皮上衣，说了吗？”“没有，”威尔伯恩说，“可是先让我暖和暖和吧。”“你在这儿永远不会感到暖和，”巴克纳说，“如果你坐在炉子边取暖，等着暖和，你坐下就不想再动。你会挨饿，因为炉子烧光了油，你甚至都不想起身给炉膛加加油。你得弄清楚，心里要明白，连在床上都有点儿冷；可你只管照料你的事去，过一阵子就习惯了，忘记了，甚至不会注意到自己对冷的感觉，因为你那时会把暖和是什么感觉都给忘了。来吧，你先穿上我的外衣。”“那你怎么办？”“没多远，我穿了毛线衫，带东西上山也会让我们暖和些。”矿场用品供应处也是一个单间的铁皮房，里边冷极了，唯有一扇窗子透进寂静的雪光。房里一片死寂阴冷，整个儿像是块花色肉冻，几乎凝在一起无法通过，人体没法动弹，说句公道话，要叫人在里面呼吸、居住就更不合情理了。房间两壁竖立着木板橱架，除了下面几层外其余层面既阴暗又空空荡荡，仿佛这房间本身也成了计量器皿，不是测量有多冷而是有多腐朽（我们早该把“怪味儿”带来，威尔伯恩心里在想），里面的温度不可逆转，挂一根收缩的小银柱也只是做做样子，一点没有气派。他们取下毛毯，羊皮外衣，各种毛绒衣物和长筒胶鞋；这些东西件件都如铁似冰一般，十分僵硬；威尔伯恩把这些东西搬回小屋去时（他忘了这儿的纬度）吃力地呼吸着氧气稀薄的空气，感到肺里火辣辣的。“这么说你是位医生。”巴克纳说。“我是医生，”威尔伯恩说。他俩出了房间，巴克纳又锁上门。威尔伯恩望着峡谷另一壁，那儿了无生气，矿井入口和旁边倾倒的废矿渣仿佛是块块疤痕。“这儿究竟有什么问题？”“我过会儿就会让你看到的。你是一位医生吗？”这时，威尔伯恩瞅着他。“我刚才告诉过你，我是。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么，我猜你有东西来表明。学位证书吧，人们是怎么叫的？”威尔伯恩瞧着他。“你究竟想知道什么？我是凭自己的本事向你负责呢还是向付我工薪的人负责？”“工薪？”巴克纳大笑，声音刺耳，接着又止住笑声。“看来这样做是我弄错了，我绝不想平白无故地跟你过不去。有人到我这地方来，声称他会骑马，你给他一份工作想证实他真的会，这时我们叫他骑马，他不会生气。为了证实，我们甚至会向他提供一匹马，只不过不会把我们最好的马给他；假如我们只有一匹马，而且是匹好马，就不会用这匹马来让他试，于是我们只好询问他。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么回事。”他瞧着威尔伯恩，冷静而专注的目光来自一双淡褐色的眼睛，那张瘦削的脸庞如同生牛肉一般。“哦，”威尔伯恩说，“我明白了。我从一所相当有名的医学院获得了学位，差一点医院完成实习。然后，我本该——不管怎么说，本该小有名气；也就是说，人们会一致公认，我知道——任何医生都知道的东西，也许还比某些医生知道得更多。或者说，我希望至少是如此。这该让你满意了吧？”“是的。”巴克纳说。“那就行啦。”他转过身来继续说：“你想知道这儿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先去小屋把这些东西放下，然后去矿井，我会指给你看。”他们把毛毯和毛绒衣物放到小屋里，然后便走上了那条横过峡谷的路，这条路如同刚才那处供应房一样名不副实，只是某种不可思议的标志而已，像是在路边标着的一个记号。“我们来时乘的那辆运矿车，”威尔伯恩说，“里面装的是什么，还开到山谷去？”“噢，是装满的，”巴克纳说，“必须满载着货物去那里，从这儿满载着离开。我就是负责这个的，我不想自己害自己。”“载的什么？”“呃。”巴克纳叹了一声。这矿场不是一个矿井，只是一条水平巷道，边开石头边铺路，铺成个榴弹炮筒似的圆管子，两边用圆木斜向撑着，巷道就这样往前推进，里面弥漫着死气沉沉的雪光，也冷得像肉冻一般，与供应处室内的光景没有两样；他们沿着地上铺的两条轻轨进去（一旦遇上有人推着满载矿石的矿车出来，他们得立即闪开，不然就会被压倒在地），威尔伯恩发现推矿车的人也是波兰人，只是个头要矮些，身子更粗壮敦实些（他后来才意识到，他们中没有一个是乍一看上去很高大的那种巨人，那高大的印象只是一种光环，由他们共有的一种孩子气的天真与轻信所散发出来）——同样的苍白目光，阴郁的面孔，同样没有刮过面，穿着同样肮脏的羊皮衬里的上衣。“我想——”威尔伯恩说，但他没有说下去。他俩继续走；这时最后一道雪光也暗淡下来，他们到了一处爱森斯坦式的地狱场景；水平巷道突然变成了一个不大的圆形剧场，向四面伸出更狭窄的巷道，像从手掌伸出的手指，巷道被电灯光照得透亮，像是过节似的——尽管越远的深处越亮，电灯泡却十分污秽，呈现出同那间房门上标着矿场用品供应处几个大字的屋子一样的内部景象，充满阴冷腐蚀的气氛——巷道里活动着更多看似高大的巨人，个个穿着同样的羊皮上衣，面色阴郁，像很久未睡足过觉似的；他们挥动铁锹铁铲，疯狂地大声喊叫，声音跟推矿石车斗的那人一样，威尔伯恩听不懂他们正在叫喊什么，仿佛是大学棒球赛的双方在拼命叫嚷，鼓劲加油；而在没有打通的小巷道里，电灯泡照得更亮，那儿尘灰密布，空气阴冷，回荡着另一些人的怪声怪气，没有任何意义，像群盲目乱飞的鸟儿的鸣叫，叫声弥漫在巷内厚重的空气中。“他告诉我，你这儿还有中国劳工和意大利劳工。”威尔伯恩说。“唉，”巴克纳说，“他们走啦。中国佬是十月份离开的。一天早上我醒来，发现他们不见了，全走光了。我猜，他们是步行的，脚上穿着草鞋，身上晃动着长摆衫。但那是在十月，还没下多少雪，至少不可能一路都有。他们嗅到情况不妙。意大利人——”“嗅到情况不妙？”“从九月份起，这儿就没发工资了。”“哦，”威尔伯恩说。“我现在明白了。是的，所以他们嗅到了这一情况，像黑鬼那样。”“我不知道。我这儿从没有过黑人。那群意大利人倒是有些鼓噪。他们罢过工，却不乱来，只是丢下铁锹铁铲，走出工地。派三个——你叫什么来着？代表团？——等候我。讲出不少道理，每个人讲话都大嗓门，指手画脚的；女人们则站在外面雪地里，手里抱着婴儿让我看。于是我打开用品供应处，给他们每人发一件毛绒衣，男的，女的，包括小孩（你要是见到就好了，小孩子穿大人的衬衫，我指那些刚刚能走路的孩子，穿在身上像穿大衣似的），还给每人发一罐青豆，打发他们上了运矿车。他们有的还比手挥拳的，列车离开好一阵之后我见不到人影却还听见声音；他们乘霍格本的车下山（他开运矿车，铁路上付他钱），他只消操纵引擎就可以煞车。总之，没闹出多大阵势，没像他们想闹的那么大。而且，匈牙利人留下了。”“为什么？他们没——”“没发现出了事儿？他们不太明白。当然，他们听见了这一切；意大利人能够同他们讲话：意大利人中间有一个人替他们当翻译。可是，他们这些人就是怪，他们不懂什么叫不诚实。我猜，当意大利人设法告诉他们有人让一群人干活而不打算付工钱时，他们压根儿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他们认为自己在超时干活，干了所有的活儿。他们不是矿工，不是推矿车的，他们是些爆破手。匈牙利人怪，就喜欢玩炸药，也许是喜欢爆炸的声音吧。可是他们现在在干所有的活儿，还想把他们的女人也弄到这儿来。过了些时候我才弄明白了，于是制止他们那样做。这就是他们睡觉不够的原因。他们想，明天工钱一到，都该归他们。他们也许认为你把钱带来了，星期六晚上他们每个人都可以领到上千上万的钱。他们像是些小孩子，什么事都会相信。这样一来，他们要是发现你骗了他们，会宰了你的。哦，不是往背上给你一刀，而是往你口袋里插根火药管，一手拽住你，另一只手划根火柴点燃引信。”“你已经告诉了他们？”“告诉他们，怎么告诉？我不能同他们交谈，翻译又是个意大利人，更何况他还得让矿场看起来像在运转，这也该是我的任务。只有这样，他才能继续卖股票。这也是你——一位医生来这儿的原因。当他告诉你这儿不会有医疗巡视员来查你的合格证时，他对你讲了实话。可是，这儿有矿场巡视员，得按法律的和办矿场的规定，要求必须有医生，所以他给你和你的妻子出路费到这儿来。而且，工钱也有可能送来，我今天早上见到你，还以为你带来了呢。行吗？看够了吗？”“行。”威尔伯恩说。他俩朝入口处往回走；又一次迅速站到一边让一辆满载矿石的车经过，矿车由另一个神色阴郁、行动狂热的波兰人推着。他俩走出矿井，来到白雪铺盖的野外时，天色已渐次暗淡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威尔伯恩说。“你亲眼看见的，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说你干吗还留在这儿。你不是在等着发钱吧。”“也许我在等一个溜掉的机会。可是这些杂种晚上也不睡觉，不给我机会——该死的。”他说，“那也不是实话。我等在这儿是因为现在是冬天，待在这儿跟在别的地方一样，用品供应处里藏有足够的物品，我可以暖暖和和地待在这儿。而且我知道，他还必须很快派另一个医生来，或者他亲自来这儿一趟，告诉我和其他那些野杂种这座矿场要关闭。”“嘿，我这不是来了，”威尔伯恩说，“他还要派一个来。你要医生来干啥？”巴克纳瞧了他好一会儿——他那双严厉的小眼睛必定善于打量和指挥某种人，某个阶级或类型的人，不然他就不会出现在这儿；威尔伯恩暗自在想，这双锐利的眼睛也许还从未需要估量一个自称是医生的人。“听我说，”他说，“我有一份好工作，只不过从九月份起没有发工资。我们已经攒下三百块钱，一旦这里真出问题就可以离开，可以另谋出路。现在，比利已有一个月的身孕，而我们养不起孩子。你声称是位医生，我相信你是，这该行了？”“不。”威尔伯恩说。“这是我在冒险，我会保你清白无事的。”“不。”威尔伯恩说。“你是说你不知道该咋办？”“我知道。简单极了。在医院时有人做过一次——危急病人——也许那是教我们别干这种事。他没有必要做给我们看。”“我给你一百块钱。”“我有一百块。”威尔伯恩说。“一百五十块。一半的数了，你明白我不能给更多。”“我也有一百五十块。我有一百八十五块呢。可就算我只有十块钱——”巴克纳转过身去。“你运气好。咱们吃饭去。”他把这事告诉了夏洛特。不是像往常那样睡在床上讲，因为他们都睡在同一间屋里——小木屋里只有一张床，小屋还带一间披房，只供绝对隐私之用——而是在户外讲的，在淹过膝头的深雪里，穿着高筒胶鞋，可以看见对面的峡谷岩壁；远处山峦重叠，山峰云遮雾障，面对这景致，夏洛特又一次坚定地说：“到了春天，将会十分美丽。”“你已说了不，”她说，“为什么？是因为他只出一百块钱吗？”“你更清楚。我还要告诉你，是一百五十块。”“我可能低贱，但会那样看问题吗？”“不，是因为我——”“你害怕了？”“不。那不算回事，简单极了，动动刀片让空气进去。是因为我——”“女人会因此死去。”“那是动手术的人不在行。也许只有千分之一。当然，没有记录。是因为我——”“行，不是因为给的钱太少，也不是因为你害怕。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不必勉强。谁也不能强迫你。吻我。咱们在里面连亲吻都不行，更不用说——”他们四人（夏洛特现在也像其他几人一样穿着羊毛绒内衣睡觉）睡在同一间房里，不是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地板上铺着的垫子上（“这样更暖和些，”巴克纳解释说，“寒从地面起。”），而且汽油炉一直烧着。他们分别睡在房间的两个对角，即便如此，两张垫子也间隔不到十五英尺，因此威尔伯恩和夏洛特不能谈话，小声讲也不行。但对于巴克纳夫妇则是另一回事，他俩预先似乎没有多少话要交谈或者耳语；有时候，灯刚熄了五分钟，威尔伯恩和夏洛特就听见另一张床上立即大有种马奔腾之势，毛毯覆盖下一阵剧烈行动之后听得见女人喘气呻吟，有时候甚至是一连串的尖声叫喊传过来，但这种情景不会来自他俩。后来有一天，温度计由零下十四度变成零下四十一度，他们便把两床垫子并拢睡到了一起，两个女人睡在中间；有时候，灯光刚灭（或者他们是睡后又被弄醒了）便听见种马无情地碰撞，一声不吭，他俩像是磁铁相碰，又猛然发狂似的黏在一起，急促地呼吸，大声喘气，女人震颤地呻吟；夏洛特只好说：“你们干事儿的时候不能把被子拉紧点吗？”但这种情形不属于他俩。他们在那儿已有一个月，现在差不多到了三月，夏洛特等待的春天很近了；一天下午，威尔伯恩从矿井回来——在那儿，肮脏的睡眠不足的波兰人仍在受欺骗，还不停地疯狂劳作，灰尘扑扑，灯光透亮的巷道深处仍回荡着不可理解的鸟儿鸣叫般的声音——发现夏洛特和巴克纳太太守在小木屋门口，于是心里明白又要提那事了，也许他已没法抵挡了。“听我说，哈里，”她说，“他们就要离开，没办法不走，他们只有三百元钱；一切全看这儿如何了结，之后才好去个地方住下，找份工作。所以，他们必须采取行动，不然就太晚了。”“我们也一样，”他说，“而且我们还没有三百块钱。”“我们还没怀小孩，没遭到厄运。你说过那很简单，只有千分之一的人会死，你知道该如何办，你也不害怕。何况，他们愿意冒这个险。”“你就那么想要一百块钱吗？”“我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谈过钱，除了你不肯接手的我那一百二十五块？你该知道的，正像我知道你不会要他们的钱。”“对不起，我不是指那个，只是因为我——”“只是因为他们陷入了麻烦。想想如果是我们。我知道你得抛开点什么。但我们已经抛开许多，全是为了爱，而且我们不后悔。”“对，”他说，“不后悔，永远不会。”“这也是为了爱。尽管不是我们的，也是爱。”她走向书架，那儿放着他们的个人物品，拿下他离开芝加哥时专门配备的一小盒用具，放在那儿的还有两张火车票。“这个让他知道才好，如果要知道的话：你使用这些的唯一一次是替矿场的管理员截肢。你还需要什么？”巴克纳走过来站在威尔伯恩旁边。“行了吧？”他说，“我不害怕，她也不怕，因为你行。我没有白观察你整整一月，也许你要是很快同意，在第一天，说完就答应，我还不会让你干。我害怕。可是现在不了，我愿意冒这个险，我还记得自己的承诺：我会保你清白无事。而且，不是给你一百块，仍然是一百五十块。”他想说“不”，费了很大劲。他迅速地想着：是的，我已抛弃了许多，但是很明显，不是这个。在金钱、安全、学位的问题上要诚实。接着，有一个瞬间，他想：我也许有可能首先抛弃爱，但他立即止住了这想法。他说：“就算你是卡拉汉你的钱也不够多。什么钱不钱的，这个险还是由我来冒吧。”三天后，当初没人迎接的他俩，却陪同巴克纳夫妇横过峡谷去乘坐待发的运矿车，威尔伯恩坚持拒绝收钱，哪怕是一百元钱，最后才同意从巴克纳待发的工资中替补，而双方都明白，这是永远无法兑现的；同时这笔钱是以供应处等值的食品代替的，于是巴克纳把供应处的钥匙给了他。“在我听来，这简直是蠢极了，”巴克纳说，“矿场用品供应处反正将归你管。”“这会让收支保持平衡。”威尔伯恩说。他们沿着一条不像路的路走向运矿车，机车没头没尾，三节运矿车厢带一个玩具式的守车。巴克纳仰望那一片矿场：大开的洞口，毫无用处的矿渣，被污染的天然积雪。这时候，天气晴朗，天空碧蓝，丛山的峰巅萦绕着玫瑰色的云彩，太阳低沉在天边。“人们会怎么想，当他们发现你不见了？”“也许他们会以为我是去要钱了。我希望他们这样想，这对你们有利。”随后他又说，“他们待在这儿更好。不用愁房租，有酒喝，醉了又醒，还有够一整个春天吃的食品。而且，他们有事情做，每天都闲不了，夜里躺在床上计数多干了的工时。一个人想着将会有什么收获，这念头会支撑他好长一段时间的。而且，他也许会送些钱来。”“你相信吗？”“不，”巴克纳说，“难道你会相信。”“我从来没相信过，”威尔伯恩说，“甚至那天在他的办公室里。也许那时更不相信。”他们站的地方离两个女人有一段距离。“对了，你们出去之后找个机会让她去看看医生，找个好医生。把真相告诉他。”“为什么？”巴克纳问。“我希望你那样做。我会感到轻松些。”“啊不，”另一个说，“她挺好，因为你挺行。我要是没闹清楚，你以为我会让你做吗？”时间到了，火车机车发出一声不高却很尖锐的哨音，巴克纳夫妇钻进守车后火车就开始动了。夏洛特和威尔伯恩只目送了一会儿，夏洛特便转身开跑。太阳差不多已经下山，高耸的山峰显得很温和，天空变成了琥珀色和蔚蓝色；有一会儿，威尔伯恩仿佛听见了从矿场巷道传过来的声音，粗野、模糊而又莫名其妙。“啊，上帝。”夏洛特说，“咱们别吃饭了吧，哈里，跑。”她继续跑着，随后又停步转过身来，那张宽大、轮廓不太鲜明的脸上透出玫瑰红晕，在不合身的羊毛上衣的衣领上方，她的一双眼睛衬着脸上的红晕现出绿色，她说：“不，你在前面跑，这样，我在雪地里就可以开始脱衣服。无论如何，跑吧。”他没有往前，甚至没有跑步，他边走边观察她沿着那条不像路的路跑去，在前面渐次消失了身影，又翻越了小屋那边的墙，要不是她穿裤子也跟穿裙子一样漠不在意，简直根本就不该穿。待他跨进小屋，他发现她正把毛绒内衣也一齐脱下。“快呀，”她说，“快呀，六个星期了。我差不多快忘了该怎么做了。啊，不，我永不会忘记的，你也永不会忘的。谢谢，上帝。”于是她抱住他，不仅用两条强劲的胳膊还用大腿，她说，“我认为自己是个胆怯的女人，当我们的床边多了一个人时，永远没法做爱。”他们没有起来准备晚餐，也没吃晚餐，过了那一阵，他们就径自睡去；威尔伯恩在夜里什么时候冷醒过来发现炉子熄了，房里能把人冻僵。他想起夏洛特把内衣扔在了地板上；她会需要的，现在就该需要了，可是现在内衣也像铁一般硬，冰一样冷；他想了一会儿，是不是要爬起来捡回床上，让它变暖，先放在身子下面，等她需要时好穿；最后，他终于有了足够的意志力要撑起身，可这时她一把抓住他，“你要去哪儿？”他告诉她，她却紧紧抓住他不放，“我冷的时候，你可以随时盖在我身上。”每一天，他都去巡视矿场，那儿发狂的、不衰的劳作仍在继续。第一次出巡，人们不是以好奇或惊异的目光看着他，只是带着疑问，显然也在寻找巴克纳的身影。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意识到人们甚至还不知道他只是矿场的正式医生，只把他当作另一个美国人（多半称作白人），那个遥远地方、无法挑战的金钱势力派来的另一个代表，他们对此抱有盲目的信念和信任。他和夏洛特开始商量该如何告诉他们，努力想方设法。“只是那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巴克纳是对的。他们能到哪儿去，到了那儿他们又能干什么？这儿有充足的食品可以度过冬天，而且他们也许还未攒到钱（就算他们早就与供应处领的东西扯平，付工资时也攒不了多少），正如巴克纳说的，人要有向往倒还能快活一长段时间。而你在别的时候可能不会快活。我是说，你要是个匈牙利人，除了会在地下五百英尺点引信放炮之外别的一窍不通。还有一桩事得考虑，咱们自己还有值一百元钱的一大半食品，要是人们走光了，就会有人听说这儿的事，也许会派一个人来把剩余的东西全拿走。”“而且还有，”夏洛特说，“他们现在走不了。这么大的雪，他们走不出去。你难道没注意到吗？”“注意到什么？”“那玩具似的小火车，自送走巴克纳就没回来。那是两周前的事了。”他没留意到这个，他不知道火车还会不会回来，于是他俩都同意，火车下次再出现，他们便不再等了，他们要告诉矿场的其他人（或者尽力去告诉）。两个星期后，火车真的回来了。他们横过峡谷，走到那些粗野、肮脏、说话嘁嘁喳喳的人跟前，他们已经在装载矿车了。“现在咋办？”威尔伯恩说，“我无法同他们谈话。”“有办法，你能。以某种方式。他们现在相信你是老板，从来没有人会听不懂他老板讲的话，设法把他们叫到供应处。”威尔伯恩朝前走去，走到载矿石的斜槽边，第一车矿石已哐啷哐啷地开始装载；他抬起手大声叫道：“等等。”那儿的人停下，从瘦削面孔射出苍白的目光看着他。“供应处，”他大声说，“货店！”用手朝峡谷岩壁那边挥动；这时他记起来一个字，头一天那个拉起夏洛特衣领的人用过的。“跑，”他说，“跑。”人们不作声地又看了他一会儿，白乎乎、像野人般的弯弓眉毛下的一双双眼睛瞪得圆圆的，神情急切，惶惑而又粗野。之后，他们又相互望了一会儿，挤在一起发出刺耳的无法听懂的嘁嘁喳喳的话音。接着，他们一起朝他走来。“不，不，”他说，“所有人。”他朝矿井做手势，“你们所有的人。”这一回，有人很快领会了意思，威尔伯恩首次进矿道看见的那个推矿车的矮个子，立即从人群中蹦出来朝雪封的山坡跑去，两条粗实得像机车活塞杆似的短腿，迅速钻进矿井，重新露面时后面跟了一些其他人。这些人与头一股人混合在一起，又说又比画。然后，大家一齐安静下来看着威尔伯恩，温和而又驯服。“瞧这一张张脸，”他说，“上帝，我真不愿意充当这无可奈何的角色。巴克纳，真该死。”“说呀，”夏洛特说，“咱们把意思传达给他们。”他们跨过峡谷，挖矿工跟在后面，映着白雪尤其显得污秽——一张张乌七八糟的面孔，像群饥饿的面膛黑乎乎的流浪汉——跟着到了矿场用品供应处。威尔伯恩开了门。这时他看见人群后面还有五个女人，他和夏洛特从未见过，像是突然从雪地里钻出来似的，背上披着围巾；其中两人抱着婴儿，有个婴儿也许还不满一月。“我的上帝，”威尔伯恩说，“他们还不知道我是个医生，甚至不知道他们应该有个医生，法律要求他们得有一位。”他和夏洛特走进屋里。昏暗之中，看不清人们的面孔，映着雪光只见那一双双眼睛盯住他，温和沉静，颇有耐心，充满信任。“现在怎么办？”他说，开始把目光转向夏洛特，大家也注视着她，那五个妇女也挤上前来看；这时夏洛特从什么地方抓出一张包东西的纸，用四颗钉固定在架板上，架板刚好放在从那唯一一扇窗户照射进亮光的地方，开始迅速用一小截儿从芝加哥带来的木炭笔勾画出一堵墙，中间开了一扇带格的窗户，一看就知道是发工资的窗口；窗户紧闭，旁边站了一群人，显然是矿工（还包括那个抱婴儿的女人）；窗子的另一边坐着一个大块头的人（她从未见过卡拉汉，只有从威尔伯恩的描述中获得的印象，但这人就是卡拉汉），他办公桌上堆满了金光闪闪的钱币，他正用一只大手将它们划拉进一个口袋，他手上还闪亮着一颗大如乒乓球的钻石，然后，她站开一旁，好一会儿屋里静无声息。接着，爆发出一声难以形容的喊叫，声音不高却十分愤怒，妇女尖锐的声音盖过了低语和哭泣；这时他们一齐朝向威尔伯恩，用愤怒发狂的目光瞪着他，既充满了怀疑的恶狠狠的神情又饱含着深刻的谴责。“等一等！”夏洛特叫道。“等等！”大家停息下来，见她又挥动那支木炭笔，在那群等在窗口外边的人后面，威尔伯恩看见几笔之后便出现了自己的面貌，任何人都能认出是他，在场的人立即认出了。大家不出声地看着威尔伯恩，随后又彼此惊讶地相望，然后又转过去看着夏洛特，这时她正撕去前一张纸又贴上一张新的；这一次，他们之中有一位出来帮她；威尔伯恩又一次看着她挥动木炭笔，画的是他，毫无疑问是他，而且任何人一看就知道是位医生——戴着角制眼镜，医院制服，一只手里捧起一瓶药，正在一汤匙一汤匙地喂一个病人，在场的每个生过病的人，每个在爆炸时受过伤的匈牙利人，每个在地球内部劳作过的人，都把那个病人视为自己，同样没有修面，戴着同样的羊皮领。那只戴着一颗大钻石的粗手从医生背后伸过来，正在掏医生兜里的一个薄如纸的钱包。一双双目光又一次转向威尔伯恩，谴责的意味没有了，恶狠狠的神情却仍然未变，但不是针对他。他用手示意，指向架板上还剩余的东西。随后，他便在混乱中走向夏洛特，挽住她的胳膊。“快来，”他说，“咱们离开这儿。”之后（他回到运矿火车，车上唯一的伙计霍格本坐在守车内的炉旁，炉子烧得红红的，这守车不比放清洁工具的小房间大多少。“你三十天后回来，”威尔伯恩说，“我必须每三十天跑一趟以维持我们的开采权。”霍格本说：“你最好现在就带上你妻子出去。”威尔伯恩说：“我们还要等一等。”然后他回到住屋，同夏洛特一起站在门口，观望那群工人拿着些许可怜的掠夺品从供应处出来，走过峡谷，爬上运矿车，把三节车厢挤得满满的。现在的气温不是零下四十一度，但也没回复到零下十四度。火车开动时，他俩看见那些可怜的面孔在回望矿井入口和旁边倾倒的废矿石，带着茫然若失、惊讶而又难以相信的悲哀神色；火车行驶的时候，突然爆发出种种喊话声响，越过峡谷传到他们耳边，模糊、哀伤而又激昂）他对夏洛特说：“感谢上帝，我们先把我们的食品领了出来。”“可能不是我们的吧。”夏洛特冷静地说。“那是巴克纳的。他们也没付他工资。”“但是他溜走了，他们没有。”快要临近春天了，到那时，运矿车照例又会再来，但人已走空，没矿石可运；也许他俩会看见从未见过的山间春天到来后的风光，却不知非得在他们体验到夏天来临的时候才会是春天。他们夜里谈到这事，温度计有时还会再出现零下四十一度。可是现在，他们至少可以在床上谈论，夏洛特摸黑在毛毯下面疯狂扭动喘气一阵之后（这也照例而行），会脱去毛绒内衣像她往常的方式睡觉，但她不会把内衣往毛毯外扔，而是卷成一团放在毯下围在身边，这样到早上起床时还会是暖和的。一天夜里，她说：“你还没听到巴克纳的消息呢。嗯，当然还没有，怎么可能呢。”“没有，”他说，突然变得清醒了。“我倒希望听到。我告诉过他，他们出去后得尽快领她去看看医生。可是他也许——他答应要写信给我的。”“我也希望你收到。”“运矿车回来接我们的时候，也许会有一封信。”“要是车会回来的话。”他一点也不怀疑，虽然后来他似乎感到不可思议自己竟然不怀疑，尽管那时他说不出为什么、有什么根据要生疑。可是他没有怀疑。于是有一天，大约在运矿车该来的一个星期之前，门上响起了敲门声，他开门后看见一个山民面孔的人，手里拿着一个包，肩上搭了双雪地里行走的鞋。“你是威尔伯恩吗？”他问，“有你的一封信。”他拿出来——一个用铅笔写的信封，寄出三个星期了，封面已弄得很脏。“谢谢，”威尔伯恩说，“进来吧，吃点什么。”可是来人谢绝了。“有架大飞机就在圣诞节前在那边不远的地方坠落了。你当时听见或看见什么没有？”“我当时不在这儿，”威尔伯恩说，“你最好先吃点什么。”“看见了有赏金的。我看不能停留了。”这封信正是巴克纳来的，只写了几个字：一切没问题，巴克。夏洛特从他手里拿过来，站在那儿看。“这恰好像你说的。你不是说过很简单吗，对不对？现在你该感到没事儿了吧。”“是的，”威尔伯恩说，“我觉得放心了。”夏洛特看着来信，一共七个字，还包括缩写字。“一千人中只有一个。你只消小心些就行了，不是吗？煮煮器械用具什么的。在谁身上做不都一样吗？”“器械自然必须是——”他言而又止。他看着她，心里急速地想着：我要出什么事了，等着瞧，等着瞧。“谁身上？”她瞧着那信。“挺愚蠢，不是吗？也许我血液里杂有近亲成分了。”这一下他全明白了。他开始颤抖，伸出颤抖的手去抓她的肩膀，一把扭过她来正面相对。“谁身上？”她瞧着他，手里仍拿着那张有格条印、铅笔字迹很重的信纸——那冷静专注的目光映衬着白雪，带上些浅绿色。她像个初上学的孩子读不成句似的说道：“那天晚上，单独在一起的第一天夜里，我们都等不得要去做晚饭。当时炉子熄了，我的避孕灌洗袋挂在炉子背后。屋里冻得要命，再次点燃炉火时我忘了它挂在炉子背后，于是裂了。”“自那之后，你每次都没有——”“我本该更清楚的。我常常是不在意的，太不在意了。我记得有一次谁告诉过我，我那时还年轻，当两人相爱，真正相爱，爱得很炽烈，又还没孩子，这时精种就会在爱中、在炽热的激情中破裂。也许我相信这说法，希望就是那么回事，因为我没有避孕套了。也许我只是希望如此。总之，就怀上了。”“什么时候？”他问，浑身颤抖地摇她。“你已经有几时不来了？清楚吗？”“清楚不来了？是的，过了十六天了。”“但是你并不能确定，”他说，说得很快，知道只是在自言自语。“你现在还不能确定。有时候女人会延后的，谁都可能。你不可能断定，直到两——”“你真相信那一套？”她平静地说。“盼着要孩子的人才会那么想。我不想要，你不想要，因为咱们不能要。我可以挨饿，你可以挨饿，可是它不能。所以，哈里，咱们必须——”“不！”他大声叫道，“不！”“你说过很简单。我们已经证实是这样，一点没问题，就像修剪朝内长的脚指甲。我身体强壮又健康，跟她一样。难道你不相信？”“哦，”他叫了一声，“原来你想先在她身上试试，是那么回事。你想看看她会不会死去，所以当初我已经说不了，你还一个劲儿地推销那主意——”“哈里，炉子熄了是在他们离开后的那个夜晚。不过，我真的等过要先听到她的消息。就算是我在她前面，她也会跟我一样行事。我也会希望她这么做。不论我有没有出事我都希望她活下去，正如不论她有没有出事都希望我活下去一样，这就像我想要活下去一样肯定。”“是的，”他说，“我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是你——你——”“没事儿的。很简单的。如今你已经亲手做过了。”“不！不！”“好吧，”她轻声地说，“也许咱们下周出去后可以找个医生来做。”“不！”他叫道，大声地喊叫，抓住她的肩膀推搡她。“你听见我的话了吗？”“你是说，不让别的任何人做，而你自己又不做？”“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完全就是这个意思！”“你这样害怕吗？”“是的！”他说，“是的！”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他开始散步，不停地行走，在深齐腰间的雪地里艰难跋涉，不是不想看见她，而是因为同她一起让我喘不过气来，他暗自在想。有一次，他甚至去了矿井，巷道里空无一人，大电量的灯泡不再用了，黑洞洞的一片，可他似乎仍然能够听见各种人声，鸟声，疯狂劳作的回荡声，无法听懂的讲话声，这一切像是蝙蝠般悬在那儿，甚至是头朝下地盯着死气沉沉的巷道，他的出现才惊起它们扑扑飞去。但是，寒冷——什么的——迟早要把他赶回小屋。他俩并不争吵，因为她回避争吵，这时他又想：她不仅比我更像个男人，更像个绅士，而且在任何事情上都比我强。他们在一起吃饭，一起干白天的日常事务，晚上为了不会挨冻睡在一起；他还不时采取一种自我解嘲、自我牺牲的态度对待她（而她也乐于接受），他会大声说：“至少现在没什么要紧；起码你不用在寒冷的早上起床。”这样，又会是新的一天；每当炉火熄灭，他便去加满油；上一餐打开食用过的罐头，吃完他拿出去扔到雪地里；别的便没事可干了，白天便没事可干。于是，他会去雪地丛林散步（小屋里有一双雪地鞋，可他从不使用），但常常深陷其间，他还没学会及时辨认以避开丛林，他常陷在雪地里翻爬滚打，他思考，大声地自言自语，在心里掂量着成百上千种解脱方案：用某种药丸，他想——这种办法，训练有素的医生是不肯相信的；妓女会采用，认为能够管用，一定很灵；必然会有什么法子的，不可能这么困难，这当然要付出代价；他知道他永远不能说服自己相信药丸，想着：这是二十六年的代价，两千美元花在四年里，连烟也不抽，女朋友也不交，到我觉醒时差点儿把我毁了，一星期或一个月连该寄我姐姐的两元钱也办不到，以致现在我已不可能有任何希望，连吃药丸或看书都不能麻醉自己，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现在只剩下一件事可做了。”他说，说出声来，神情镇静，像是有意呕吐排解了胃里的负担之后那样。“只剩下一件事可做，我们可以去个暖和的地方，生活开销不大的地方，在那儿我可以找份工作做，我们可以养活小孩；如果没工作做，去慈善收容所，孤儿养育院，甚至去讨饭。不，不，不能去孤儿院，不能去讨饭。我们一定能做点什么，必须去做；我会找点什么事做，什么事都成——没错！”他想，大声朝着洁白的荒凉雪野喊叫，声音刺耳可怕，完全是在讥讽自己：“我要开办一个专门打胎的诊所。”之后，他回到小屋，他们俩还是不争不吵，原因很简单，她不愿多吵；这既不是出于忍耐，无论是真的或者佯装的，也不是她自己变得温驯或者害怕了，而只是因为（他也知道是什么，而且还在雪地里为此自我诅咒）她明白他们之中必须有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保持清醒的头脑，而她早就知道这个人不会是他。然后，运矿火车来了。他从剩下的供应品中拿出巴克纳该给的一百元的东西，包装成一个纸箱，加上几乎恰好在一年前离开新奥尔良时的两个行李包，把这些载上火车之后，他们钻进了玩具似的守车里。到了火车干线的交会站，他把青豆、鲑鱼和猪油罐头，还有几袋白糖、咖啡和面粉卖给了一家小商店，变换成二十一元钱，乘坐了一天两夜的马车才把雪野抛到了背后，来到有更便宜的公共汽车可坐的地方；一路上她的头歪斜地枕在机织的垫上，侧面观望着匆匆掠过的不再有白雪的黑黝黝的乡间、不为人知的小镇，在闪亮霓虹灯的午餐店里看见仿若好莱坞杂志封面上的健壮的西部女郎（好莱坞已经不再在好莱坞了，它出现在美国领土各地，被亿万只霓虹灯彩色灯管照亮），她们个个长着副琼·克劳馥的相貌，他说不准她是睡着了还是醒着。他们到了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身上还有一百五十二美元零几美分。这儿气候暖和，差不多与新奥尔良相似；整个冬天胡椒树丛都是绿的，如同在路易斯安那州一样，夹竹桃、金合欢和马樱丹已经开花，菜棕顶芽在温和的天气已经开裂，他们只租了一个单间房，房里唯有一个旧的煤气盘，进出得穿过一个破旧的木板屋的外沿巷道。这时候，他俩却常常争吵。“你难道不明白？”她说，“我的例行周期该是明天。现在正是时候，最容易动手的时候，就像你为她——叫什么名字？像个不规矩女人的名字？比尔，比利。你不应当让我懂得太多有关的知识，要是那样，我就会老来烦你。”“显然，你没有我的帮助就懂得那些了。”他说，竭力在克制自己，在诅咒自己：你这孬种，陷入麻烦的是她，不是你。“我早已决定，说过不了。是你——”说到这里，他住嘴了，控制住了自己。“听我说，有一种药丸，你到时候就把它服下。我会尽力去弄些来。”“去哪儿弄？”“我能去哪儿弄呢？谁一向需要它？去妓院呗。啊，上帝！夏洛特，夏洛特！”“我知道，”她说，“咱们已经没法可想了。我们现在已不是当初。这才是问题所在，难道你不明白？我希望咱们再回到当初，而且要快，快！咱们的时间如此有限，过二十年我就不行了，过五十年咱俩都死了。所以，赶紧，赶快。”他这辈子从未逛过妓院，甚至未涉足一步。于是他现在碰到许多人常有的问题：要找到一处很难；你同别人相邻十年，才发现隔壁晚睡的女人根本不是值夜班的话务员。最后，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十足的土包子，这事不费吹灰之力：他询问一个出租车司机，很快就在一处与自己的住宅一样的屋前停下；他去按门铃，似乎没有直接的回应，但不一会儿便见门边一扇小窗的帘子掀起，他敢发誓有人望见了他。接着，门开了，一个黑人女仆领他穿过一条昏暗的过道，进入一间摆了一张没任何铺垫的胶合板餐桌的房间，桌上仿刻了一块玻璃弹球盘，从玻璃底部往外划了几道白色圆圈，一架自动钢琴开了槽子来放硬币，沿着四围墙壁整齐地摆了十二张椅子，那摆放次第如同阵亡军士陵园的墓碑；女仆让他在这儿坐下，他仰望墙头一幅圣伯纳犬从雪里搭救小孩的平板画，另一幅是罗斯福总统的画像；这时走进一个大约四十岁、长着双下巴的女人，头发染成金黄色，身穿一件不太洁净的丁香花图案的绸缎衣。“晚上好，”她说，“镇上的新客吧？”“是的，”他回答，“我问了个出租车司机，他——”“用不着解释，”她说，“这儿的出租车司机都是我的朋友。”他记起司机分手时的忠告：“为你见到的第一个白人买杯啤酒，你就会讨人喜欢。”“来点啤酒如何？”他提议。“干吗不呢，我不介意喝一杯，”女人说，“喝了我们会提神的。”话刚说完（她已按了威尔伯恩无法看见的电铃），女仆走了进来。“两杯啤酒，路易莎。”女人吩咐道。女仆退去。那女人也坐了下来。“原来你是圣托恩镇上的陌生客。嘿，我经历过的一些最甜蜜的友谊原是一夜结成，甚至两个萍水相逢的人一小时内就能搞定。我这儿有美国姑娘、西班牙女郎（新客都喜欢西班牙女郎，至少头一回，我常说这都是受了电影的影响），还有一位小个子意大利姑娘，年纪才——”女仆端来两大盅啤酒，她站的地方并不比穿淡紫色衣服的女人刚才按响电铃叫她取啤酒的地方更远。女仆离去。“不，”他说，“我不想——我来这儿——我——”女人仔细打量他；她已经开始举起她手中的酒杯，但这时把杯放回桌上，继续打量他。“我陷入了麻烦，”他轻声地说，“希望你能够帮我个忙。”这时，女人把手从杯边缩回，他瞧见她的目光，尽管有些模糊不清却显得十分冷淡，如同她胸前那粒大钻石。“你咋会想我能够或者愿意帮你摆脱你的什么麻烦？这也是那司机告诉你的？他长得啥模样？你记下他的车牌号没有？”“没有，”威尔伯恩说，“我——”“现在不管那个了。你陷入什么样的麻烦？”他简要而又低声地告诉了她，她一直在观察他。“哼，”她说，“原来你一个陌生人，找出租司机直接领路来我这儿想寻位医生为你干事。好哇，好哇。”这时，她按电铃，动作不剧烈，着力却很重。“不，不，我不——”他想，她屋里还备了医生，“我不——”“还有啥说的，”女人说，“绝对错了。你给我滚回旅店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去，会发现老婆怀孕只是做梦，或者干脆你根本就没有老婆。”“我真愿那样，”威尔伯恩说，“但是，我——”门开了，进来一个男人，个子粗壮，年纪还相当轻，衣服略为绷开，留着小孩般从中央分开的天真发式，从那棕红的满面横肉的眼窝里，射出一股涵盖无余而又似恨若爱的火辣辣的目光，一进屋就老盯着他。他连脖子都刮干净了。“是他？”他的目光越过威尔伯恩的肩膀，对着穿紫色衣服的女人问道，声音沙哑，带有威士忌的残余酒气，这在他的年纪似乎早了些；他的语调却有一种生性快活，甚至喜悦的味道。他没等回答便径直走向威尔伯恩，他还来不及动弹已被一只粗实的大手抓起来离开椅子。“干啥来，你这狗娘养的，敢来体面人家耍龟孙子脾气？嘿嘿？”他皮笑肉不笑地瞪着威尔伯恩。“轰出去？”他问。“对，”穿紫色衣服的女人说，“随后我要查查那个开车的。”威尔伯恩开始挣扎，年轻人立即嘲弄地正面看着他。“别在这儿，”女人严厉地说，“滚，照我说的滚，你这傻瓜。”“我走，”威尔伯恩说，“你别拽得这么紧。”“哈，还用说，你这龟孙子。”年轻人说，“我就会帮你的。必须有人来帮一把，明白吗。这边走。”他们又一次来到门厅，这儿又出现一个男人，身材瘦小，黑色头发，面孔也黑乎乎的，穿一条脏裤子，上身穿了件蓝衬衣却没有结领带——一个干杂活的墨西哥人。他们继续朝门口走，威尔伯恩的上衣背部拽在年轻人的大手里凸隆起来，然后这只手一下放开，威尔伯恩心想：一定要挨这畜生的打了，要不然这下会摔趴在地，喘不过气来，听便吧，听便吧。“你也许能够告诉我，”他说，“我要的只是——”“哟，想得美，”年轻人说。“彼特，老子应当捶他一顿，你看怎样？”“捶他。”墨西哥人说。他甚至没感觉到拳头，只觉得腰背下面遭了击打，接着碰上露水湿漉漉的青草，然后才开始明白他的面孔在那儿，嘴里还在说：“你也许能够告诉我——”“哟，想得美，”年轻人说，声音沙哑而又快活，“我不知道。”门砰的一声关了。过了一会儿，威尔伯恩爬起身来；这时，他的眼睛才有了感觉，接着陆续感觉到整个面颊，整个头部，全身血液缓慢而充满痛苦的怦怦跳动；不一会儿他从杂货店的镜子里（这家商店在他出来的第一个街头角落，他跨进门去；那些应当在十九岁以前就该知道的东西他这会儿倒学得很快），看见自己还未到露出青一块紫一块的光景。但是，痕迹是明显的，总有地方看得出来，因为店员问他：“你的脸是怎么回事，先生？”“斗殴，”他说，“我把女朋友肚子搞大了。我要为这买点东西。”有好一会儿工夫，店员直愣愣地盯住他看，随后才说：“你得花费五块钱。”“你保证它没错？”“噢嗬。”“好吧，我买下。”那是一个小锡盒，上面没印任何字，里面装了五份东西，说不定是咖啡豆。“他说威士忌会有帮助，而且还要到处走动。他说今天晚上服两份，然后去什么地方跳舞。”她把五份一齐服下，随后出去买了两品脱威士忌，最后找到一家舞厅，厅里廉价的彩色灯闪亮，挤满了穿卡其布工装的人、临时召来的舞伴和舞女。“你也喝一些，”她说，“你的脸现在还很疼吗？”“不，”他说，“你喝，能喝都喝下去。”“上帝，”她说，“你不会跳舞，是吗？”“不会，”他说，“会，会，我可以跳。”他俩在地板上转动，推来搡去，碰碰撞撞，像在梦游似的，每段歇斯底里的曲子里，他很少有时间合上脚步。到了十一点钟，她差不多喝下整瓶威士忌的一半，却只感到恶心和难受。他等着她从盥洗间出来，见她面色灰褐，但黄色眼睛里的目光却坚强不屈。“你还损失了些药丸吧。”他说。“其中两粒。我有些害怕，所以我把那两粒先在盆子里冲洗后再服下去的。酒瓶在哪儿？”他俩必须到场外她才能喝酒，喝后又回到舞场。到了十二点钟，她几乎喝光了第一瓶；舞场的灯光关闭，唯有一个不断转动的彩色玻璃的球形聚光灯，把滚动的彩色光束打上跳舞者的惨白面孔，整个光景活像一场陷进海里的噩梦。一个男士拿着麦克风，他俩不知道这是一场跳舞比赛；一阵嘈杂声音响过之后场内又静下来，灯光闪闪发亮，伴随着麦克风的吼叫，一对获胜者走上前来。“我又感到恶心难受。”她说。他又一次等候她——再次见到她那灰褐色的面孔，坚强不屈的目光。“我又冲洗了一遍，”她说，“可是我不能再喝了。走吧，人家要在一点钟关门。”也许，她吞下的是咖啡豆，因为三天之后没有任何反应，五天之后他自己也承认时效过了。现在，他俩之间又发生了争吵。他为这事诅咒自己，一边坐在公园的凳子上浏览他从垃圾箱里捡起的报纸上的“招工启事”栏；他等着乌青眼退了才好体面地去找工作；他诅咒自己，因为她已经忍受了很久，她能够也愿意继续坚持，可最后他会使她垮掉；他明白自己已经这样做了，发誓要改变、要终止这种状况。但是，他一回到家里（她现在消瘦多了，眼神也有变化；服下的所有药丸和喝下的威士忌对她的全部影响就是在她的眼睛里注入了一种从前没有的东西），似乎又觉得从未做过任何承诺；她咒骂他，用她那双坚硬的拳头揍他，可又很快控制住自己，哭着依偎到他身边。“啊，上帝。哈里，让我停止生长！让我屏息静气！让我全身爆裂！”随后两人躺卧着拥抱在一起，彼此都穿着衣服，这样可以静一会儿。“不会有事儿的，”他说，“如今许多人都这样。慈善收容所并不那么糟。咱们可以先找一个人领养婴儿，直到我能——”“不，那不行的。哈里，那行不通。”“我明白，最初听上去很糟。慈善，可慈善并不是——”“该死的慈善。我什么时候在乎过钱财的来源？在乎过咱们在什么环境或者如何生活？在乎过非活下去不可？不是指那个。只是太痛苦了。”“我也懂，但是女人世世代代都在生孩子，你自己不也生了两个——”“该死的疼痛。我怀孕容易但分娩困难，该死的分娩。我经历过，我不在乎。我是说精神上太痛苦。简直痛苦极了。”这时，他听懂了，明白了她的意思；他静静地想，正像他这之前想过的那样，她还太不了解他，他付出的远比他可能有的更多；他记起那经过验证、不可颠覆的古老的至理名言：我骨中的骨，我的血和肉，甚至有关我的血、我的肉和我的记忆的记忆。它颠扑不破，他告诫自己。你不可能那样轻易地颠覆它。当他意识到这就是那至理名言，而且一点不假，他几乎要说：“可这是我们共同的。”然而，他仍然不能说“行”，不能说“没事儿”。他只能在公园的凳子上对自己那样说，在那儿把手伸出来才不会颤抖。可是，他不能当着她的面说这个字；他躺卧在她身边，她入睡后他还抱着她，他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后的一点勇气和男子汉精神离去。“那不会有错，”他会小声地对自己说，“拖延，拖延。她很快就进入第四个月了，那时我可以对自己说，冒险也太晚了，她自己也会相信。”她醒了，一切又重新来一遍——不能服人的说理变成争吵，随后是诅咒，直到她控制住自己，依偎在他身边，绝望地哭泣。“哈里，哈里！咱们在干什么？咱们，我们，我等！让我屏息静气，让我爆裂！一棍子把我敲死！”最后他紧紧抱住她才使她安静下来。“哈里，你愿意跟我订个合同吗？”“愿意，”他疲惫地说，“无论什么事。”“一个合同，到期之前，咱们谁也不再提怀孕的事。”她说了个日期，那是她下一次月经周期该到的时候，还有十三天。“那是最佳时间。那之后就四个月了，再不敢冒险了。所以，从现在起到那个时候，我们绝不要提起它；我会尽力保持风平浪静，让你去找份工作，一份可以养活我们三人的好工作——”“不，”他说，“不！不！”“等等，”她说，“你刚才答应过的——到那时你要是还找不到工作，你就得干，把它从我身上拿掉。”“不！”他大声叫道，“我不！绝不！”“可是你刚答应了，”她轻声、温和而又缓慢地说，仿佛他还是个刚学英语的孩子。“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已经别无选择了吗？”“我答应过，不错，但我的意思不是——”“我曾经告诉过你，我相信会死亡的不是爱情，而是相爱的男人和女人，是他们身上失去了什么，不再配去爱。现在看看咱俩的情形：我们有了孩子，双方都知道不能要，没有办法养活。而且，生孩子太痛苦，哈里。该死的疼痛。我要努力让你信守诺言，哈里。所以，从现在到那一天，咱们不提它，甚至根本不想它。吻我。”过了一会儿，他朝她靠过去。他俩接吻，别的地方没有接触，像兄妹之间接吻那样。现在的情形又像是在芝加哥了，医院医院，每次的约见面谈都似乎会以失败结束，一开始交谈就谈不下去，几句话之后便到了同一个该平静终结的时刻；他早预料到会这样，于是等待这个时刻出现，可以体面地了结。但是现在不一样，有所不同。在芝加哥时，他会想，在我想象里我会失败，于是他失败了；而现在，他明知道他会遭到失败，可他拒绝相信，拒绝接受否定的回答，差不多到了要威胁动武的地步。医院碰运气，而且逢人就问，有事就找。他说谎话，任何谎言都不讳忌；他带着一种狂躁的非要找到工作不可的心情去赴每次约会，这本身就注定了将会事与愿违；他向每个雇主承诺，他能够并且乐意去做任何事。一天下午，他走过一条街，偶然抬头看见一个诊所的标志，便径直走进去，提出可以做任何流产手术并且半价收费，还陈述了他这方面的经历，幸好（当他后来比较清醒时才意识到）他被人强行赶出来，才避免了他拿出巴克纳的信来佐证他确有这种本事。后来有一天，他在后半晌就往回走。到了家却站在自己家门外，站了很久才去开门，开了门后又不进屋，让门开着却老待在门口，头上戴顶白色高顶尖帽，镶着黄色边沿，怪里怪气，那是保护小学生过街的值勤员的标志；他心灰意冷，悲哀绝望，却又显得平静。“我一个星期可以挣十块。”他说。“噢，你淘什么气！”她说，然后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看见她哭泣。“你浑蛋！你该死的浑蛋！这副样子你就可以在星期六下午到公园里奸污小女孩不成！”她上前一把抓下他头上那顶帽子，扔进壁炉（一个破旧的炉栅，一头悬挂着，塞满了先前红红绿绿现已褪色的饰边纸），随后又靠在他身边，伤心地哭泣，伤心得泪流满面。“你浑蛋，你这该死的浑蛋，你这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她自己动手烧开了水，拿出在芝加哥时为他提供的少量手术器械，这些他只用过一次，然后她躺在床上望着他。“这不会有事的，很简单，你是知道的；你这之前做过一次。”“是的，”他说，“简单。你只需让空气进去，你必须做的一切就是让空气——”说着，他开始颤抖。“夏洛特。夏洛特。”“那就行了。只是碰一碰，空气就会进去；于是明天便好了，我也会安然无事，我们俩又回到当初，直到永远。”“是的，永远永远。可是得等我一会儿，等到我的手——瞧，抖个不停。它止不住要发抖。”“好吧。咱们等一分钟。很简单。真奇怪，我是说真新奇。咱俩不知玩过多少花样，不是吗，只不过用的不是刀子。瞧，你的手不抖了。”“夏洛特，”他叫道，“夏洛特。”“没事儿的。我们知道该如何办。你告诉过我，有个黑女人说什么来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哈里。”可是现在，他坐在奥都邦公园的凳子上，虽然还不到六月，路易斯安那州的夏天却已经完全来临，阳光灿烂，园里一片绿荫，充满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还有类似在芝加哥住宅旁边童车推过的吱嘎吱嘎声响；他强撑着眼皮，仿佛看见一辆出租车（叫在那儿等候的）在一个不太起眼但却整洁得无可指摘的门口停下，她身着黑色衣服从车里出来，这身衣服从去年春天放在包里已经放了整整一年有余，越过了三千多英里，他看着她一步步地登上台阶；按响门铃，也许是同一个黑人女仆，说道：“是你，小姐——”然后就噤声不语，想起原来是谁付的工钱，也许没付，因为按一般情形，黑人死了或者不干了，也就不管了。现在又仿佛看见那间大屋子，他第一次去那里，她在那儿对他说：“哈里——人们都称呼你哈里吗？——我们做什么呢？”（唉，我做了，他想。她将不得不承认这点。）他能够看见他们，他们两人，里顿迈耶穿着双排扣外套（也许是法兰绒的，但会是暗色的，看上去很挺，虽然用料和剪裁并不引人注目）；他们四人，夏洛特在这边，其他三人在远处；两个孩子都没什么出色之处，两个女孩，其中一个的头发像她母亲，但再没别的共同点；另一个，年龄小些的一个，一点也不像，坐在她父亲的膝头上，大的一个则靠着他；三张面孔，第一张显得清白无辜，那两张则好胜好强，其中一个冷淡而又时刻警惕，第三张面孔则只是时刻警惕而已；他看得见他们，还能够听见他们讲话：‘去跟你妈讲话。带上安一起过去。’‘我不想。’‘去吧，牵着安的手。’他能听见、看见他们：里顿迈耶把小的一个放在地上，大的一个牵上她的手一起走近她们的母亲。这时她把小的一个抱上膝头，孩子凝视着她，目光专注却带着婴儿般茫然漠视的神情；大的一个靠着她，驯服却很冷淡，勉强接受爱抚，亲吻还未完结就开始往后缩，回到父亲身边；不一会儿，夏洛特便看见她在招呼小的一个，神神秘秘地像演哑剧似的大做手势。于是，夏洛特把小的放下地，她回到父亲身边，随即转过身靠上他的膝头，半边屁股已往父亲的膝头上撑去，像小孩通常做的那样，可她仍远远地凝视着夏洛特，带着茫然甚至有些好奇的眼光。‘让她们去吧。’夏洛特说。‘你想把她们打发走？’‘对，她们想走。’两个孩子走开。现在，他听得见她；他明白那不是夏洛特，而里顿迈耶永远不会知道，‘原来是你把她们教成这样的。’‘我？我教她们？我什么也没教！’他大声地说。‘什么也没教！原因不在我——’‘我知道。我很抱歉。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有——她俩一直还好吗？’‘好，同我信里说的一样。你要是记得起，好几个月了，我没有你的地址。信都退了回来。你可以要去看，你什么时候想要看的话。你自己看上去有些不妙。这就是你回家的缘故吗？你是不是回家来了？’‘来看看孩子，还有给你这个。’她拿出那张银行支票，两面都有签名，而且打了孔以防任何篡改，这张支票已历时一年多了，有折痕但还完整，只是有一点儿陈旧。‘那么你是用他的钱回家的，这就归他所有了。’‘不，是你的。’‘我拒绝接受。’‘他同样不要。’‘那就烧掉，毁了它。’‘为什么？你干吗要伤害自己？你干吗喜欢受苦，需要办的事可多着呢，多得要命不是？把它留给孩子，算笔遗赠。如果不算我给的，那就算拉尔夫。他仍然是她们的舅舅。他总没有损害你。’‘一笔遗赠？’他说。然后，她告诉他。噢，是的，威尔伯恩暗自说，她会告诉他。他能够看见、听见——他们两人之间必定有某种像爱的东西存在过，或者两人在一起至少有过身体方面的追求，单是这种肉体的努力也能算人们所谓的爱的部分内容。噢，她会告诉他的。他能够看见并且听见她说的话，当她把那张银行本票放在她手边的桌上并告诉他：‘那是一个月以前。关系不大，我只是不断流血，而且相当厉害。然后两天前血突然止住了；于是我有了问题，甚至可能更糟——人们称作什么？毒血症，败血病？这没关系——我们在等待呢，在等待。’穿着亚麻衣服的人们从他坐的长凳前经过，他注意到大多数人开始从公园往外走；黑人保姆竭力显出一种异样的气度，让那些衣着笔挺、从面前经过的白人蓝领们也刮目相看；周身鲜艳的孩子们说说笑笑，走过绿色草地，像飘飘飞过的花瓣。快到正午时分。夏洛特回到家里准有半个多小时了。因为那得花这么长的时间，他想着，一面看见又听见他们：他在努力医院，医院，最好的医生；他愿意承担一切指责，撒所有得撒的谎；他坚持自己的看法，态度冷静，绝不是在强求但也不愿遭到拒绝。‘不。他——他知道一个地方，在密西西比河岸边。我们正要到那儿去，在那儿找位医生，如果有必要的话。’‘密西西比河岸边？为什么偏要去密西西比河？到密西西比州的无名村镇去找个乡村医生，而在新奥尔良有最好的最最好的——’‘那我们也许根本不需要医生。到那儿生活便宜些，一面查明病因。’‘你们有钱去海滩度假。’‘我们有钱。’现在已经到了正午。空气静止不动，投到他膝部的树影也停在那儿一动不动；他手上有六张钞票，两张二十元的，一张五元的，三张一元的；他听见他们讲话，看见他们：‘拿上支票吧，它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弗朗西斯，让我走自己的路吧。一年以前你让我选择，我选择了，我要坚持走下去。我不要你撤回，自己破坏自己的诺言。但是，我要求你一件事。’‘求我？帮一回忙？’‘要是你愿意。我不求你做承诺，也许我要表达的只是一个心愿。不是希望，是心愿。我要是出了事。’‘你要是出了事，要我做什么？’‘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要？’‘是的。别为难他。我不是为他求你，也不是为我自己。我这样做是为——为——我真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为了所有曾经生活过、犯过错误但用心良苦的男人和女人，以及所有将要出生、犯错误但用心良苦的人们。为你自己，因为你自己也痛苦——如果确实存在痛苦这种东西，如果我们之中有谁受过痛苦，我们之中有谁生来就够坚强，就配享有爱或遭受痛苦。也许，我想要说的是公正。’‘公正？’这时，他听见里顿迈耶大声笑了，他从来没这样笑过，因为在情感中，笑是昨天的小胡子和睡衣。‘公正？这——对于我？公正？’这时，她站起身，他也站起身来：他们面对面站着。‘我没有求你承诺，’她说，‘那样求你，会太过分了。’‘求我。’‘求任何人，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不仅是你。’‘可是我现在不承诺。记得吧，记不记得。我说过你可以回家来，当你想要回来的时候，我会接受你，至少让你进我的住宅。但是，你还期待再听到一次这样的话吗？能从任何一个男人口中？告诉我：你刚才说了公正，那你告诉我，公正不公正。’‘我不期待了。我说过，也许我想要说的是希望。’他心里想，她转过身去，走向门边；他们会站在那儿相互望着，就像最后那天晚上麦科德和我在芝加哥车站——他止住思绪。他正要说‘去年’便停止了，他凝然不动地坐在那儿，以平静而又惊讶的口气说出声来：“那个晚上不像是在五个月以前。”——而且他们心里都明白，彼此再也不会见面，可谁也不说出来。‘再见，拉特。’她说。他想他不会回答。不，他是不会回答的，这个做了最后定论的人，他在这辈子剩下的时间里会年复一年地顺应天命，他就知道自己无法守护：他会否定她并未请求的承诺，却又会那样实行，她对此很明白，非常明白，明白极了——他这张面孔清白无辜，不弃不舍，仿佛聚焦了室内所有的光线，像是在举行祝福仪式；他肯定的不是正义而是正确，一贯正确，颠扑不破，但也不无悲哀，因为正确固然正确，却得不到任何安慰，也无丝毫宁静可言。现在该是时候了。他从长凳上站起身，在繁花似锦的夹竹桃与日本山茶和橘树之间的一条道上，沿着地上镶嵌的白牡蛎壳曲线，在正午的阳光下，朝公园出口和街道走去。出租车开到跟前，缓缓地停在街边；司机打开车门。“去车站。”威尔伯恩说。“联合车站？”“不。通莫比尔的那个，去海边。”他钻进车内。门关后，车开始行驶；带鳞状的棕榈树干不断从两旁疾速掠过。“她俩都好吗？”他问。“听着，”她说，“如果咱们要得到它的话。”“得到它？”“你到时候就会知道，不是吗？”“咱们不需要得到任何东西。我要保住的是你。我不是一直在保你吗？”“别犯傻了，现在没有时间了。你到时候就会知道。赶快离开，听见了吗？”“离开？”“答应我。你难道不明白他们会怎么对付你？你不能对任何人撒谎，即使你想要撒谎。而且，你帮不了我。可是你到时候就会知道。赶快去打电话叫辆救护车来，或者叫个警察来，或者去给拉特发电报。赶快，赶快去，答应我。”“我要保住你，”他说，“这才是我对你的承诺。她们俩都好吗？”“好，”她说，带鳞状的棕榈树干不断从两旁疾速掠过。“她们俩没事儿。”（四）老人河女人问他有没有刀子，这时候他呆呆地站在旁边，那身用褥套布做的衣服湿得水淋淋的；正是这身衣服招致枪击，第二次还是机关枪扫射，这便是四天前离开堤坝以后在世上两次遇见他人的遭遇；犯人听这句问话产生了完全相同的感受，正像听她在疾速行驶的小船里催促他最好快一些。现在，面对纯属道义的场面，他同样感到无端的挑战，找不到答案的窘困同样令他恼火；他高耸在她身旁，急得透不过气，张口结舌，这样过了足足有一分钟之后，他才觉察到她又在呼喊：“罐头盒！船里的那个罐头盒！”他不明白她干吗要罐头盒，甚至既没有感到惊讶又没有在去之前先问问。他转身就跑。他想这一回会踩到另一条鱼蛇，跟刚才那条在紧迫情形下粗实身躯猛然一缩的蛇一样，踩上了也不必惊慌，只需留神警惕些就是了，因此他没有改变快跑的步伐，尽管他知道也许他快跑的脚会落在离那扁平的蛇头一码以内的地方。这时，小船的船头已经给浪潮推到了斜坡之上，他看见另一条蛇正在从船尾爬进小船，当他弯下腰去拿那只舀水的罐头盒时，还看到又有什么东西在游向土岗，他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一个头，一个头面出现在一个V字形的细浪峰尖。他抓起那只罐头盒，完全出于盒旁有水的缘故，顺手舀了一满盒；他刚好转过身，又看见那头鹿，也许是另外一头鹿；这即是说，他看见了一头鹿——只是从旁瞟上一眼，一个淡淡的烟气色的影子，从两排柏树之间晃了一下便消失了；他没有停下脚步看个究竟，而是急速地奔回女人身边，然后跪下来把一满罐头盒的水凑到她嘴唇，她一直喝，喝到说自己感觉好多了为止。罐头盒原先装的是一品脱豆子或者番茄之类的东西，密封得好好的，后来用斧头根敲了四下才给砸开的，金属盖子反卷过来，锯齿般的边缘锋利得像刮胡刀似的。她告诉他该怎么做，于是他用盖代替刀子，又解下一根鞋带，用锋利的锡盖边口把鞋带割为两段。后来，她想要热水——“要是我能有点热水就好了。”她以虚弱而安静的声音说道，没有特别抱什么希望；等他想起得有火柴的时候，才感到这同刚才她问有没有刀子的情形完全一样，她在缩水打皱的上衣口袋里摸索着（上衣的一只袖口的边沿有个颜色较深的双“V”形标志，肩头上有块墨黑迹印，上面的军龄斜条和师团徽记早就撕掉了，不过这些对他都毫无意义），掏出一盒火柴，这是用两个弹壳套合而成的。于是，他把她往后挪，挪到离水边更远一些的地方，然后独自去寻找能燃烧的干柴；心想，这回会拾到另一条蛇，但他说他应当想到会是一万条其他的蛇。这时，他明白了这不是先前的那头鹿，因为他同时见到三头鹿，虽然辨不清是雌是雄，五月里的鹿都是没长角的，而且以前从未见过任何种类的鹿，除了在圣诞卡片上；后来，他又看见那只兔子，淹死的吗？总之是死了的，已经被鹰啄开，那只鹰此刻就站在死兔身上——它那竖立的冠毛，坚硬、狠毒而又高傲的鼻子，贪婪霸食的黄眼睛——他朝它踢了一脚，它躲闪之后便展开宽阔的翅膀飞向天空。他带着干柴火和死兔子回来的时候，婴儿已经裹进了那件上衣里，放到了两株柏树的低枝丫之间，女人却没了踪影；等犯人跪在泥地上，用嘴吹气扶助那微弱的火苗的时候，女人才拖着虚弱的身子，缓慢地从水边的方向回来。然后，水终于烧热了，她竟然拿出了一方介乎麻袋布与丝绸之间的东西，这东西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永远不会知道，也许她自己也是不到需要的时候永远不会知道的，也许永远也没有哪个女人会弄明白，不过没有哪个女人会感到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他蹲在火边，身上的湿衣服被火烤得水汽蒸腾；他怀着一种从未见过这等事的好奇心和兴致，观看她替婴儿洗澡，惊讶得简直不敢相信，以致他竟站在那儿俯视着她和孩子，瞧着那什么也不像的赤褐色的弱小生命，心想：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原来就是这家伙狂暴地把我和我认识的所有人，把我和我不情愿离开的一切事物割断了联系，把我抛向我生来就害怕的自然环境，最后又把我抓到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地方，弄得我现在连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之后，他回到水边把那舀水的罐头盒重新灌满水。这时，快到日落时分了（也许日头已经下落了，若不是当时乌云满天），可是这一天是怎么开始的，他完全记不起了；等他回到柏树交织的浓荫下燃着火堆的地方，尽管只离开了很短的时间，夜幕却已完全降了下来，仿佛黑暗也要到这四分之一英亩的土墩上借宿栖身；这块土地像是《创世记》里提到的诺亚方舟，这地方柏树拥挤，阴暗潮湿，既充满了生命又孤独荒凉，这地方在什么方向，离什么东西、什么地方有多远，他全然不知道，就同不清楚今天是这个月的哪一天一样，只知道这会儿随着日落，夜幕正在延伸，开始遍布整个水域。他把那只兔子割成几块来炖，火堆在黑暗中越烧越旺，周围那些胆怯的野生小动物——有一次还来了一头高大的鹿，温和地把眼睛睁得几乎有盘儿那么大——眼睛被火光映得闪闪发亮，一会儿消失不见了，过一会儿又只露出闪亮的目光；经过了整整四天，才看见热滚滚的带有腥味的肉汤，他望着女人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第一罐子热汤，仿佛听见自己的唾液吞得咕嘟作响。然后，他也喝了；他们还一同吃了用柳树枝烧烤得焦黑的其他零碎部分，吃完后，天黑尽了。“你们最好去船里睡觉，”犯人说，“我们明天一早得动身。”他把小船的船头推下陆地，让小船平卧在水上；然后他用一根葡萄藤连上船缆绳把它延长，回到火堆边后他将藤的另一端系在手腕，末了才躺下睡觉。他躺在泥土上，身下的泥土倒也结实，那是大地，不会动的；你要是摔倒在上面，说不定大地毋庸置疑的沉稳会折断你的骨头，但是她接纳你的方式不是让你空悬无着，不会包围你，窒息你，让你下沉，一直沉到底；在大地上干犁地的活儿有时会是很苦的，会弄得你筋疲力尽，厌烦透顶，日落后回去躺在小床上，你会咒骂她那些旷日持久、无法满足的苛求，然而她绝不会粗暴地把你从熟悉的环境中抓走，使你成为奴隶，陷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一连几天都没有放你返还的希望。我不知道自己现在何方，也不认为我知道要回去的地方的归路，他想。可是至少有一条船停在那儿等候我，给我一个掉头转向的机会。黎明时分，晨光熹微，他醒来了，天空淡黄，会是一个晴好天气。火堆已经熄灭了，余烬冷灰的另一侧蜷曲着三条蛇，一动不动地平行卧在那儿，像是在突显自己；在迅速开启的天光里，别的一切也渐渐显露身形了：大地，一会儿之前还是迷蒙的一片，现在呈现出许多静止不动的卷状或圈状的地貌；树枝，一会儿之前还是模糊的一团团，现在变成了一条条蛇形的不动的花彩；这时，犯人站起身来，想到吃的东西，在动身之前得吃点暖和的食物。可是，他决定不这样办，这样会浪费许多时间，因为小船里还剩有不少硬如石头的食品，那是先前篷船里的女人扔给他的，何况（想到这个）要是去搜寻食物，无论动作多快，收获多丰，他永远不会弄到充足的食品，够吃到他们要去的地方。于是他顺着那根把他和船头缆索连在一起的藤蔓，回到被低沉的像棉花絮一般浓密的大雾笼罩的水边，回到那条小船，幸好雾障不算很高，小船尾部若隐若现，船头差不多还贴着土墩。女人动弹一下醒了，问道：“咱们现在就打点准备出发吗？”“是呀，”犯人说，“你总不打算今天早上再生一个，对不对？”他上了船，把小船推离陆地，小船立即隐没在雾里。“把桨递给我。”他没有转身，只是扭过头来对她说。“桨？”他转过头来，“桨板，你正躺在上面的。”可是，她并没有躺在桨上，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土墩，或者说是小岛，继续缓缓地隐没进雾里，而这片羊绒般的没有重量难以触摸的迷雾，已把小船当作珍贵的珠玉或易碎的精巧摆设藏了进去。犯人蹲在那儿急了，不只是垂头丧气，简直是惊骇不已，气得发狂，好比一个人刚躲开一个砸下来的保险柜，却偏偏又被柜上的一块重两盎司的镇纸击中；这情景更让他无法忍受，因为他这辈子还从未落到过连退避余地都没有的地步。这时，他毫不迟疑，抓住葡萄藤的一端便跳进水里，消失在奋力的爬行中，等他再次浮出水面时还在不停地爬（他从来没学会过游泳），猛扑猛打地朝着那快要看不清的土墩冲去，就像昨天见到的那头鹿一样；他在水里上下翻腾一阵之后才挣扎着登上那泥泞的土墩；他躺在那儿，累得气喘吁吁，手里仍握住葡萄藤的一端。他上岸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挑选一株他认为最合适的树（有一会儿他知道自己已气昏了头，竟想用那只舀水的罐头盒的边缘来锯树），然后在树根部生起一堆火。之后，他去寻找食物。他花了整整六天时间去找，与此同时，那株树终于烧断倒了下来，他又在适当长度的另一端把树干烧断，再想方设法，不断沿着这截木头的周边用小火烧，烧成船桨的形状，夜间也不停歇；夜里，女人和婴儿（在喂奶了，每当她准备解开那件褪色的军上衣，他就转过背去，甚至索性回到树林里）在小船里睡觉。他学会了监视下扑的老鹰，于是找到了更多兔子，有两次还捕到了负鼠；他们吃过一些死鱼，吃后两人都长疹子，还引起剧烈的腹泻；他们还吃过那女人误以为是甲鱼的一条蛇，这反倒没出事；一天夜里下起雨来，他站起身来，拉开柴火，把蛇甩掉（他不再那么想，不碍事，只不过又是一条鱼蛇而已，他仅仅避开那些蛇，因为它们只要来得及也会慢慢蜷缩身体来给他让路），出于由来已久的人身不可侵犯的意识，他搭了个遮雨棚，但雨很快就停了，也没有再下，女人仍回到小船上。后来，一天夜里——这时那截翻来覆去已烧得焦黑的木头大致像是桨了——他躺在床上，劳教所营房里他自己的床，天气很冷，他伸手去把被子拉上来，可是他的骡子不让他拉，先是顶他然后又使劲撞他，想挤进他狭小的床位同他一起睡；可是，床上也冷，而且潮湿；他想爬起来，那骡子却咬住他的皮带不让他动弹，推推撞撞地把他顶回那又冷又湿的床头；然后，骡子靠在床沿，用它那柔软而有力的冷舌头在他脸上狠狠地划了一笔；他惊醒过来，发现火堆没火了，甚至在那大体烧成的桨下面也没了炭火；他发现自己躺在四英寸深的水里，一个长长的又冷又软的什么东西迅速爬过了他的身体，那根一端套在船头另一端束在他腰间的藤蔓一扯一拖地已经把他拽进水中。随后，又有什么东西来推搡他的脚踝（那截木头，已经烧成桨了）；正当他慌张地搜索小船在哪儿的时候，他听见船壳里传出疾速的来回跑动的沙沙声，这时女人开始四处扑打，一面尖叫：“耗子！到处都是耗子！”“安静躺着！”他大声说，“只是几条蛇罢了。你能不能多安静一会儿，让我看明白小船在哪儿？”接着，他看到船了，拿着那根还没完工的桨上了船，脚又踩上了身躯粗实痉挛蜷曲的东西，那东西却没有咬他；他也不予理会，张望船尾，只能看清开阔的水面上映出的一点儿亮光。他把小船朝那儿撑去，拨开那些缠着蛇的树枝，船底回响着擦刮实物的微弱声音，女人尖声地叫个不停，之后，小船划过阻塞的树木，离开了土墩；这时，他能感到脚踝边那些躯体在匆匆地滑来滑去，还听得见它们爬过船舷的刺耳声响。他收进那截木头，沿着船边朝水底拨水向前，向上提起来又朝外划去；借着发白的水色，他又看见三条蛇在急剧地扭动躯体，接着就消失不见了。“别叫！”他喊道，“嘘——，我还巴不得自己是条蛇呢，也好溜了出去！”苍白的没有热力的朝阳像块薄脆饼，以它细绒棉花胎似的光晕照在小船上（犯人并不知道他们这时是不是在行驶），忽然他又一次听见了以前听见过两次而且永远不会忘怀的那种声音——一种蓄意而来、不可抵御、汹涌澎湃的水声。可是这一次，他听不出究竟是从哪个方向来的，仿佛到处都回荡着这种声音，此起彼伏，好像是活动在迷雾背后的魔鬼，刚才还在数英里之外，转瞬之间却到了眼前，正要把小船打翻；突然，有那么一刹那他相信（他疲惫不堪的整个身体似乎要跳起来，他想要大声地喊叫），他可以一鼓作气让小船冲过去；他挥动那根未完工的桨（颜色和纹理如同乌黑的砖头，像是旧烟囱被河狸啃过那样，重量足有二十五磅），他正发狂般地要转过船身，却发现他面前的那种声音停息了。接着，他头顶上有什么东西发出巨大的吼声，他听见了嘈杂的人声，又听到了叮叮当当的铃声，铃声停止之后迷雾也消失了，就像你伸手在结霜的玻璃窗上抹了一下；现在，小船浮在闪烁着阳光的浊黄水面，就在三十码开外有一艘汽轮恰好与小船并排而行，甲板上拥挤不堪，聚集了无数男人、女人和小孩，有的坐着，有的站在船沿，旁边堆放了许多匆忙搬上船的普通家具；人们默不作声，都朝小船投下怜惜的目光，汽轮的驾驶室里有个男人正在用麦克风跟小船里的犯人喊话，对叫对吼，声音盖过了引擎嚓嚓排气的声响。“你究竟想干啥？找死吗？”“维克斯堡怎么走？”“去维克斯堡？维克斯堡，是吗？靠过来，上这条船。”“你愿意带上这条小船吗？”“小船？小船？”这时，麦克风里开始发出咒骂，亵渎神明的诅咒声和人身攻击的粗俗话混成了吼叫的声浪，可都是一些咒不着、骂不倒、全然不着边际的话语，就像是水、空气和雾气在对话，吼出了那些字句后接着又通通收了回去，既没有造成伤害，也未留下伤疤或者让对方真正感受到了侮辱。“要是我照你这些狗娘养的水耗子说的办，把浮在水面的沙丁鱼罐头盒都收上船来，我这儿可能连船老大站的地方都没有了。上船！你是不是指望我老开着船尾引擎待在这儿不动，直等到地狱里结冰？”“不带小船我就不上。”犯人说。这时另一个人讲话了，声音非常平静，温和而又通情达理，一下子听起来反倒比麦克风里大吼大叫和无端咒骂更显得异样。与当时的场合完全不相称。“你究竟想到哪儿去？”“我不是想，”犯人说，“我正在去那儿，帕奇曼。”刚才说话的那人转过身去，像是跟驾驶室里的第三个人谈话，说完又朝下边的小船说：“叫卡那封吗？”“什么？”犯人说，“帕奇曼。”“行，我们顺路，会把你带到你能回家的地方。上船来吧。”“也带上小船？”“带，可以带。上来，不然跟你谈半天白烧煤了。”于是，犯人划到汽轮旁边，看着人们帮着女人和婴儿越过栏杆，随后他自己也上了汽轮，但手仍然抓住联结着藤蔓的船头缆绳，直到人们把小船吊上来放在锅炉房旁边的甲板上。“我的上帝，”那人说，温和的那一位。“你就是用那玩意儿来当桨的吗？”“没错，”犯人说，“我丢了桨板。”“桨板，”温和的人说，（犯人后来讲道，那人像是耳语般吐出这两个字的），“桨板。嗯，来吧，弄点什么吃的。现在你不用操心小船了。”“我看还是等在这儿吧。”犯人说，因为这时候，据他后来对大家讲，他才注意到旁边的人，那些挤在甲板上的难民，都默不作声地聚在那只翻扣过来的小船旁边，围成了一个圈，而他和女人坐在小船上，他还抓住那条连着藤蔓的缆绳，绳子在他手腕上绕了好几圈，人们都用那种怪异、热情而又怜悯的目光紧紧地注视他俩，而这些人都不是白人——“你是说都是些黑鬼？”胖犯人问。“不是，我是说不是美国人。”“不是美国人？那你是出了美国不成？”“我不知道，”高个子犯人说，“人们称那地方叫阿查法拉亚。”——因为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了那人一声“什么？”那人重复了一遍“戈伯-戈伯”——“戈伯-戈伯？”胖犯人说。“他们就是这样说话的，”高个子说，“戈伯-戈伯，呵，科-科-吐-吐。”——于是他坐在那儿，瞧见他们彼此戈伯戈伯地叫念了一会儿，重又注视他；然后他们退去，那个态度温和的人（他佩戴着红十字臂章）穿过人群进来，后面跟了一个端着一盘食品的侍者，温和的人手里则端了两杯威士忌。“把它喝下去，”温和的人说，“喝了这个你们会暖和起来。”女人接过她的一杯喝了，可是犯人后来却讲起，他当时看着他的一杯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有七年没沾过威士忌了，那之前他只喝过一次，还是在松谷的一个酿造威士忌的酒厂里，那时他才十七岁，他是跟四个同伴一块儿去的，其中有两个是成年人，一个二十二三岁，另一个大约四十岁。他还记得，这就是说，他也许还记得那天晚上三分之一的情形——一场在地狱色彩的火光里进行的凶残混战，他的头部被一次又一次地敲打，同样，他的拳头也不断捶在别人的硬脑壳上；等他苏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到了一处阳光火辣辣刺目的地方，一个牛棚，这地方他从来没有见过，后来才明白这儿离他家有二十英里远。他说，他想起了这段经历，瞧着周围那些注视着他的面孔，于是这样说道：“我看就别喝了吧。”“来，来，”态度温和的人说，“快喝吧。”“我不想喝。”“别胡说，”温和的人说，“我是医生。拿去喝，喝了你就可以吃东西。”于是他接过酒杯，甚至这时他还犹犹豫豫；可是温和的人又说：“喝吧，喝下去；你还在给我们出难题。”他说话的口气仍然平平静静，通情达理，但有一点儿严厉的意味了——用这种口气说话的人之所以能保持平静与和蔼，是因为他不习惯受人顶撞。于是，他喝下了那杯威士忌，就在感到满肚子里火辣辣美滋滋的一刹那，他忽然想要说“我原来想好要告诉你的！我想过！”然而这时已经来不及了，十天来的惊骇、丧气、绝望、虚弱、恼火、怒气，加上现在又晒在耀眼发白的烈日下，他看见他和他的骡子，他的骡子（他们已允许他替它命名为约翰·亨利），除了他谁也没使唤过，已经跟他一起干活犁地整整五年了，它的习性和脾气他知道而且尊重，它也熟悉他的习性和脾气，彼此之间熟悉的程度到了可以预料对方的一举一动和每个举动的想法；正是由于浮现出了他自己和那头骡子，还有眼前那些晃来晃去、咕咕叽叽的小面孔，那些被他拳头揍得咚咚作响的硬脑壳，他发出大声喊叫：“来呀，约翰·亨利！把他们摆平！把他们干掉，嗬嗬！”甚至当炽烈耀眼的红浪翻卷过来，他迎上去，高高兴兴，欢欣鼓舞，胸有成竹，一忽儿被扬到空中，充满胜利喜悦地大吼大叫，一忽儿又看见自己的后脑勺给人猛烈敲打的可怕场面：他躺在甲板上，仰面朝天，胳膊和脚腿一齐被人按住，这时才冷静清醒过来。他的鼻孔又在不住地冒血，那个温和的人弯下腰，从薄薄的无边眼镜片背后，用犯人从未见过的冰冷目光瞧着他——这目光，按犯人的说法，并不是在瞧他，而是在注视那不断冒出的鼻血，目光里不带人性的任何成分，纯粹是一种与个人感受无关的兴趣。“好一条汉子，”温和的人说，“这副老骨架里倒真是生机勃勃呢，是吗？有这么多流不完的鲜血。从没有人对你说过你可能患有出血不止症吗？”（“什么？”胖犯人问，“赫莫非利克？你知道这词儿是什么意思？”这时高个子犯人快抽完他的卷烟了，他身躯一弯像柄折刀似的缩进上下铺之间那个棺材大小的空间，他瘦削、整洁的身子一动不动，一缕青烟飘然掠过他那张长着鹰钩鼻子、刚刚刮过的瘦黑面孔。“那是说一头牛犊，公母同在一体。”“不，不对，”第三个犯人说，“那是说一头不公不母的牛犊或者马驹。”“要命，”胖犯人说，“不是公的就必然是母的嘛，要不，成什么话。”他一直不停地望着铺位上那高个儿，这时他又对他说道：“你真让他把你叫作那个吗？”）高个子犯人当时倒真那么做了。他根本没有回答那位医生（到此，他不再认为他是个温和的人了）。这时候，他躺在那儿，感觉不错，比前十天里感觉好多了，但他还是不能动弹。于是，人们扶他站起来，走稳，把他扶到那女人旁边，让他坐在那只翻扣起来的小船上；他坐着，腰向前倾，两条胳膊支在膝头上，以一个远古人的姿势，注视着自己的鲜血滴在已经踏得满是泥土的甲板上，直到医生那只整洁的剪过指甲的手，拿着一个小药瓶出现在犯人的鼻孔下。“闻闻，”医生吩咐道。“深深吸气。”犯人吸了一口，强烈的氨气味儿灼痛了他的鼻孔，又穿过他的咽喉。“再吸一次。”医生说。犯人顺从地照吸了。这回他呛气了，呛得吐出一块血；现在，他的鼻子也如同脚指甲一样不再有先前的感觉，仿佛大得像把十英寸的铁锹，也像铁一样的冰冷。“我求你原谅我，”他说，“我绝不是有意——”“是吗？”医生说，“你那架势，我从未见过，像是在同四五十人搏斗。你足足斗了有两秒钟。现在，你可以吃点东西了；你看，吃了东西该不会再发疯吧？”他俩坐在小船上一起吃着，那些叽叽咕咕说话的面孔不再注视他们；犯人缓慢而又费劲地啃着夹得厚厚的三明治面包，他的背弓着，面孔正对面包，与地面平行，像狗一样咀嚼；汽轮继续航行。中午时分，又有一碗碗的热汤，还有面包和充足的咖啡；他俩并排坐在小船上，也用了午餐，那条葡萄藤仍然缠在犯人的手腕处；婴儿睡醒后吃奶，然后又睡觉，他俩轻声地交谈：“他是不是说要带我们去帕奇曼？”“我告诉他那就是我想去的地方。”“在我听来，总不像是帕奇曼，他说的更像是别的什么地方。”犯人也曾这样想过，自从他们登上汽轮，他就一直在相当清醒地思考这个问题；事实上，自从他观察到别的乘客的特征时就在清醒地思考了，那些男人和女人确实要矮一些，他们的皮肤也与太阳晒出的颜色有些异样，虽然他们的眼睛有时也呈蓝色或灰色，他们相互交流的那种话音可是他从前绝没有听到过的，显然他们也听不懂他讲的话，这种人他在帕奇曼一带或者别的任何地方都从未见过；他不相信他们正要去那儿或者更远的地方。然而，按照他这种乡下人的风格和性格，他是不愿问人的，因为按他受的教养，向人打听消息就是向人讨好处，向陌生人讨好处就更不行了；要是别人主动提供信息，他也许会接受，但同时他得一再表达谢意，几乎会到令人厌烦的程度；可是，他根本就不问。于是，他只是观察和等待，就像他一向做的那样，而且凭他能做出的最佳判断，尽他最大的能力去做或者尽量没法去做要做的事情。于是，他等待着。到了后半晌，汽轮的引擎尖叫着大声排气，穿过了一条柳树拥塞的峡谷；出了峡谷之后，犯人现在明白这就是密西西比河了。他相信是它——广阔的水域，浊黄的水，午后呈现出倦慵的睡意——（“因为它太大了，”他冷静地告诉人们，“世间的洪水再大也只能让它略微升高一点儿，所以它能够回头望去，看什么地方有水虱子，好在那儿准确地搔痒。只有那些小河，那些狭小的支流，才会今天往回流，明天往前流，载着无数死骡子和母鸡舍向人们汹涌冲来。”）——现在，汽轮开进大河（像一只蚂蚁横爬过盘子，犯人暗想；他坐在翻扣过来的小船上，坐在那个女人的身边，婴儿又在吃奶，他故意抬起双眼，眺望茫茫水面，在他两侧各一英里的地方，两道堤坝像是两根浮在水面没有间断的平行线），没过多久，天色便接近黄昏了；他开始能够听出、也注意到了医生与那个当初用麦克风大声向他喊话的人的声音，这时上面驾驶室里的那人又在大声叫骂：“要停吗？要停吗？我不成了开公共汽车的？”“就算特事特办吧，”医生和善地说道，“我不知道你在这宽阔的河上来来回回跑了多少趟，也不知道你搭救了多少你称为水耗子的人。可这是你头一遭搭上这么两个人——不，三人，他们不仅知道要去的地方的名字，而且是真心诚意地要去那儿。”于是，犯人等着，夕阳越来越偏斜了，汽轮像只蚂蚁持续地爬行，爬过那空旷的巨大的盘子，盘面的颜色渐渐变成黄铜色。犯人没有开口问，只是等待着。也许他说的是卡罗尔顿，他心里在想，这名字的开头也是“卡”字，可是他并不相信。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但他完全明白他并不在卡罗尔顿附近的任何地方，他还记得七年前的那天，他的两只手腕被铐在一起，由司法副官押送。曾乘火车穿过卡罗尔顿——在两条铁路线交叉的地方，车速缓慢，车厢之间不断发出哐啷哐啷的碰击声响；那时是夏天，青山绿树丛中散落着白色的宁静房舍，一座尖塔高耸，宛若上帝的手指尖。可是，那儿并没有河流，我不管你是谁，你这辈子到过些什么地方，他想，你绝不会到了这条河的附近还不知道它。之后，汽轮开始在水面上转弯掉头，汽轮的身影随即移动，船影早已跑在船的前面，朝着一道尚未开发的山岭驶去，山上除了遍地柳树外荒无人烟；山岭那儿也什么东西都没有，犯人甚至看不到土地也看不到水。汽轮像是要慢慢冲出这低矮、贫瘠的柳树屏障，进入广阔的空间，也许正相反，它在慢慢地倒回去，送他下船，让他走进那片空间；现在就算要送他下船，就算这便是他要去的地方，也的确是以“卡”字开头，可这地方既不邻近帕奇曼也不是卡罗尔顿。这时他转过头，恰好看见医生弯着腰在女人面前，用食指头掀开婴儿的眼皮，仔细观察。“他出生的时候还有谁在跟前？”医生问。“谁也没有。”犯人说。“全是你们自己接生的，是吗？”“是的。”犯人说。这时，医生站起身来瞧着犯人。“这就是卡那封。”他说。“卡那封？”犯人说，“那不是——”他立即打住，没往下说了。可是，现在他讲起当时那双仔细观察的眼睛，在无边眼镜背后像冰霜一般冷淡，那张修刮过的易怒的面孔，容不得别人顶撞他或者对他撒谎。（“是呀。”胖犯人说，“这正是我要问你的。你那身衣服，谁都会认出来。照你说的，那位医生那么精明，他怎么——”“我穿着那身衣服睡觉已有十天了，而且绝大多数时候是睡在泥地里。”高个子犯人说，“自那天半夜起，我一直在用那截我打算烧成桨形的幼树划船，哪有闲工夫刮去身上的泥巴。穿着那身衣服，害怕又担心，担心又害怕，一天天地挨下来，什么都变样了。不只是你的衣服裤子，”他没有笑，“还有你的那张脸。那医生是知道的。”“好吧，”胖犯人说。“继续往下讲。”）“我知道，”医生说，“你躺在那边甲板上苏醒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别对我撒谎。我不喜欢说假话。这艘船正开往新奥尔良。”“不，”犯人脱口说道，声音不高，却斩钉截铁。他仿佛还能够听见——嗒嗒嗒的一排机枪子弹射向他刚才还在的水面，但是现在他想到的不是那些子弹，他已经忘记了它们，也宽恕了他们；他想到的是他自己，他再次逃命之前，蜷缩在那儿痛哭流涕，气喘吁吁；他那呼号是控诉，是最后的抗争，是对那一向不讲信义，操纵所有坏事、蠢事和不公的罪魁祸首的谴责，我在世上别无所求，只想投案自首，想到那桩事，想起它，已经不恼火了，也不激动了，剩下的唯有短短一句话：不，我已试过一次，他们向我开枪。“那么，你不想去新奥尔良，也不真的打算去卡那封。不过你宁可在卡那封下船也不肯到新奥尔良去。”犯人没有答话。医生瞪着他，两只瞪大了的瞳孔活像两颗桥头钉。“你是因为什么进去的？无意之间对人下手重了，对吗？”“不，我打算抢火车。”“再说一遍。”犯人又说了一次。“好哇？说下去。现在是一九二七年了，你不能刚一提起就打住，伙计。”于是，犯人真讲了，不带任何感情——讲到那些期刊杂志，那支不能开火的手枪，那块蒙面布，那盏有遮光装置的提灯（靠为杂志招揽订户赢得的），里面没安通风装置，刚划火柴点燃就熄灭，即使如此，金属提手也发烫。他注视的不是我的眼睛也不是我的嘴巴，他想，他似乎只在观察我的头发是怎样长在头上的。“我明白了，”医生说，“可是出了点差错。那之后你可是有充足的时间去琢磨那一切的，弄清错误出在哪里，有什么事没办周到。”“是。”犯人说，“那以后我真想过不少。”“于是，下一次你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我不知道，”犯人说，“不会再有下一次了。”“为什么？要是你弄清了错在哪儿，他们下次就逮不着你了。”“是。”犯人定眼看着医生，他们彼此都这样沉静地望着，这两双眼睛毕竟没什么不同。“我看得出你是什么意思，”犯人很快说道，“我当时才十八岁，可而今已二十五岁了。”“哦。”医生说。这时（犯人打算讲明）医生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全然不看犯人了。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廉价的香烟，说道：“抽烟吗？”“不想抽。”犯人说。“那好，”医生的话音和蔼而又干脆，他把烟拿开之后又说，“我们这一行的人（干医务工作的）也被赐予了捆绑和释放的权利，也许这不是由耶和华赋予的，但无疑是由美国医学会给予的——据此，顺便告诉你今天是我主之日，我愿不顾任何风险，不计任何数目，不论任何时刻，用我的钱来行使这份权利。我不知道在这个具体情境我究竟超出界限有多远，但是我想，咱们可以以此求得验证。”他把两手放到嘴边做成喇叭形，对上方的驾驶室喊道：“船长！我们让这三位乘客在这儿上岸吧。”他又转身向犯人说：“是这样，我想让你的故土之州舔回它吐出去的东西。拿去。”说着，他的手从口袋里伸出来，手里这回拿着的是张钞票。“不。”犯人说。“得啦，得啦，我不喜欢别人推辞。”“不要，”犯人说，“我没有办法把钱还你。”“我说过要你还钱吗？”“没有，”犯人说，“可我也从未说过要借钱。”就这样，他又一次站上了干燥的陆地，他已经被那爱作弄人而又十分固执的大水玩弄过两次，这比任何人命运中会有的、任何人一生中会遇上的多了一次，可是尚有另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磨难在等候他呢。他和同行的女人站在空荡荡的堤坝上，熟睡的婴儿裹在褪色的制服里，犯人的手腕上还缠着那根葡萄藤蔓，他们望着汽轮退离河岸，掉过船头，重又缓慢行进在那片大盘子似的空旷水域里，盘子擦得越来越像黄铜，冒出的一股股浓烟镶着黄铜色的边沿缓缓抛在身后，渐次时浓时淡，散发的烟味儿漫过宽阔宁静的荒凉水域，汽轮本身也渐行渐远，直到变成一个小点，不像是在爬而是静止不动地悬在浩渺的落霞余晖之中，最后像一粒飘飞的泥丸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他转过身去，首次打量四周，又望望身后，不由自主地退缩了一下，这不是由于恐惧而纯粹是条件反射，但不是身体的反射而是发自心灵、精神，发自那山野之人的沉静、机警的深刻意识，他们不会向陌生人索要任何东西，甚至不询问信息；他静静地思索：不，这也不是卡罗尔顿。因为现在，他在俯视堤坝靠陆地的坡面，几乎垂直而下，穿过六十英尺实实在在的空间才落到平坦的原野，那儿平得像块鸡蛋饼，颜色也像蛋饼，也许可以说像一匹棕黄的马在夏季显现的皮毛颜色，具有跟地毯或兽皮一样的紧密质地；这片原野毫无起伏地向远方伸去，看上去却显得奇怪，具有液体般的轻漂流度，随处突现一些砷绿色的厚实隆起的峰丘，然而这些峰丘也似乎没有高度，从那些墨水颜色的蜿蜒伸展的脉络走向看来，他开始怀疑那可能是一片水，但他不敢断定；甚至过了一会儿，他行走在其间，仍然不能判定。他就是这样说的，这样讲述的。于是。他俩继续往前走。他没有讲他如何独自一人把小船扛上堤岸，越过堤顶，走下堤的另一侧那六十英尺坡路的，他只是说继续往前走，穿过像烫人的炉灰似的团团绕飞的蚊群，钻进高过他头顶的草丛，草叶边沿像锯齿般锋利，擦划在他的胳膊和面孔上有如富有弹性的刀片；他用那条藤绳拽着小船和船里坐着的女人，沿着一条水少泥多、污黑曲折的水道，在齐膝深的某种泥水糊糊的东西中间跌跌撞撞地跋涉着；后来（这时他也坐进小船了，用那截焦黑的木头划行，而在三十分钟之前，他一不小心虚了脚便沉入水里，只剩上衣后摆鼓起的气泡，像气球似的轻轻浮在暮色中的水面，直到他浮出水面，急忙爬进小船里），眼前出现了一栋房子，比运马的带篷货车大不了多少的一座木屋，用柏树木板钉成，上面是铁皮的房顶，十英尺高的支柱细得像是蜘蛛腿，整个木屋像是一头丑陋、垂死的爬行动物（也许是带毒的），只爬到平坦荒野的这个地步，既没有找到也没有看见一个可以躺下的地方就死了；一架粗糙的扶梯脚下拴着一条独木舟，敞开的门口站着一个人，提着一只灯笼举过头顶（这时候天已黑了），朝他俩叽里咕噜地嚷叫。他讲了这段经历，以后那段日子是八天、九天或者是十天，他记不准了；那时他们四个人——他自己，女人和婴儿，还有那个子矮小结实、满嘴烂牙的人，共同居住在只有一间半大小的屋里；那人目光温和，狡黠而又明亮，如同老鼠或桦鼠的眼睛，可他说的话他俩谁也听不懂。犯人不是这样讲的，他显然认为不值得白费口舌，就像他没讲自己如何独自一人把一百六十磅重的小船扛上堤岸，越过堤坝又走下六十英尺的坡路，他只是说：“过了一会儿，我们来到那栋房子，在那里住了八九天，然后因为他们要用炸药炸开堤坝，我们只好离开了。”讲的就是这些。可是现在，虽然不言不语，可是他记起了那段日子，手里平静稳当地拿着雪茄，监狱长给他的一支上等雪茄（不过还未点燃），记起头一天早晨的情形：他从单薄的草垫上醒来（主人睡在他身边，女人和婴儿则睡在唯一的床上），炽烈的阳光已经从粗糙变形的板壁缝隙照进来，他站在结构不牢的门廊里，眺望着门外那既不是地面也不是水域的一片原野，那儿平坦、肥沃而又荒凉。甚至他的感官都产生了疑问，分不清究竟是些什么，哪儿是浓密的雾气，哪儿是模糊难辨的植物，他默默地在想：要在这儿吃住，必须干点事儿。可是我不知道该干什么。在我又能上路之前，在我弄明我是在什么地方、该如何通过那城镇而又不被他们认出之前，我得帮他干活，这样我们才会有吃的，活下去，可是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他还更换了衣服，几乎立刻在这头一天早上就换了。他没有讲更多就像没讲起小船和堤坝的事一样，他没讲换上的衣服究竟是向主人讨的、借的还是买的，十二个小时之前他才首次见到这个人，而且直到他最后见到他的那天，彼此都没有可能交流任何言语；他换上的是条粗蓝布裤子，连这个克京人都觉得再也不能穿而扔弃的一条裤子，既脏又不剩一粒纽扣，裤腿之间开了叉，边沿发毛，像一八九〇年的帆布吊床的边穗。他穿上这条裤子，上半身却光着，等睡在屋角的铺上干草的粗板床上的女人醒来后，他把那件结满了泥块、烟熏发黑的上衣和工作裤递给女人，说道：“把这些洗了，好好洗洗，我要那些血渍都洗掉，统统洗掉。”“不穿件上衣，”她说，“他连件旧衬衫也没有吗？这太阳，又有那么多蚊虫——”可是，他一句话也没回答，她也没再说什么。然而，等他和克京人傍晚回来的时候，衣服已经洗净晒干了，只留下一点儿泥土和烟熏痕迹，洗得如此干净，又回到衣服当初的面目（而这时他胳膊和背膀却晒得火红，第二天就会起泡），他摊开衣服，仔细检查了一遍，然后用一张六个月前的新奥尔良报纸小心地把衣服包好，塞在一根屋椽子背面的空处并一直存放在那儿；几天之后，他背上的水泡破裂了，化脓了；他汗流浃背地坐在那儿，脸上毫无表情，就像一副木质的面具，这时克京人则用一块脏布从一个脏碟子里蘸些什么涂在他背上；女人在一旁不言不语，因为毫无疑问，她知道他不穿上衣的原因，但这并不是出于两个星期以来他们之间有了已婚夫妇般的默契，这段时间里他们共同经历了种种危难——感情上的、社会上的、经济上的，乃至道德上的，而这些对一般结了婚五十年的人也不总会遇到（老年的夫妻，你们是见过的，成百上千对的老夫妇面孔都同一副模样，像是电镀的复制品，唯有靠路易莎·奥尔科特小说中无领衬衣上的领扣和三角形的披肩才能区分性别；他们看上去成双结对，像是一对对在野外进行追猎比赛获胜的猎狗，刚从灾难和惊恐、毫无根据的许诺和希望、难以置信的麻木和对未来的迷惘这种种东西交织而成的密林中出来，而这种生活全靠许许多多早餐糖缸和咖啡壶来维系；孤单的老头儿去千百间给烟草熏黑了的地方法院，有的在门廊的摇椅里摇晃，有的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仿佛在另一方死亡之后便获得了一种返老还童的活力，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丧偶的遗孀呢，她们新订了延续的契约，似乎也可以永远活下去，古老的礼仪或仪式仿佛可以从道德上净化肉身，经过法律的认定，再遵循由来已久的习俗，肉身也真得到了净化；但是，唯有当先入土的男的或女的带走了肉身，留下一副经久不化的老骨头，从此才自由了，再不受任何羁绊）——她知道他不穿上衣的原因倒不是由于有夫妻般的密切关系，而是因为她也植根于同样的山里人家，有着共同的祖先亚伯拉罕。于是，那包衣服一直放在那根屋椽的背后，他则日复一日地跟他的伙伴一起干活。（这时他与房主人已经结成伙伴，合伙捕捉鳄鱼，用那人的话来说，叫作“对半分成”——“对半分成？”胖犯人问，“你说过他简直不能同你讲话，你是如何跟这样一个人谈好这笔交易的？”“我根本不需要同他讲话，”高个子说，“钱不就是人人都懂的语言。”）他们每天黎明时分出发，开始两人同乘一条独木舟，但后来各乘各的，一个乘独木舟，另一个坐自己的小船，一个用那支磨损用旧、凹凸不平的来复枪，一个操刀、一条打结的绳子和一根轻棍子，棍子的大小、重量和形状都跟图林根人的钉头锤一样；他们蹑手蹑脚，沿着那些蜿蜒在平坦的黄铜色地上的像墨迹般的隐秘河道行进，追寻着更新世时代的噩梦。他还记得第一天清晨，他在日出之际从那个摇晃不稳的平台转过身来，看见钉在墙上晒干的那张皮革，一下惊呆了。他静静地瞧着那张皮，不声不响地认真思考起来，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就是他为了吃穿过日子所干的营生。他知道这是一张皮革，兽皮，但这是何种动物的皮呢，他联想、推断，甚至回忆起他已逝去的青少年时代的种种图景，还是弄不明白；可是他知道这就是理由，足以解释明白的了。这栋不为人知的、柱子如同蜘蛛腿一般的小房子（几乎在它还没钉好房顶之前就已开始解体的进程，房柱已经在从脚底向上腐烂）坐落在生机勃勃、万物繁衍的荒野，封闭并湮没在来回旋转的母马般的大地与公马般的太阳的激情合抱之中；他能够凭直觉推断，完全由于他同克京人之间有着亲密的族缘关系，——深山里的娃子与沼泽地的耗子，两者没有什么不同：天命刻薄，时运乖舛，含辛茹苦，终日劳碌，也无法保障来日的生活，有如不断往银行存钱、时常在饼干罐里藏币、本想以此得个悠闲的晚年，到头来命运却只让人忍受又忍受，要得到空气和阳光都得付出代价。犯人想着：哦，无论怎样，我就要搞清楚这是咋回事了，比我预料的还快。他真的搞清楚了，于是重又回到屋里，女人也醒来了，她睡在那张简陋的嵌入式的铺草板床上，这唯一的床是克京人让给她睡的；然后他们用了早餐（煮成稀粥的米饭，胡椒味儿挺重，大部分是鱼，带腥臭味，还有用菊苣煮的浓咖啡），他光着膀子，跟着那身材矮小、眼睛炯亮、满口坏牙、行事匆忙的克京人，顺着粗糙的梯子下去，进入独木舟。他还从来没有见过独木舟，认为它不会稳当地朝上——不是因为它体轻、空敞的一面向上很难保持平衡，而是由于木材的内在属性，具体到这根圆木，它在活动性和敏感性方面的自然规律，几乎可说是本能，也许已被它目前的状态触怒和违背——可是他仍然接受这条独木舟，正如他接受已经见到的事实，那张皮革原先包裹的动物会比任何一头小公牛或小公猪更大，从表面看上去也一定会是长有牙齿和爪子的；接受眼前的事实，他蹲进了独木舟，两手紧紧抓住船舷，身板僵直，不敢乱动，他嘴里仿佛含着一个充满硝酸甘油的鸡蛋，吓得几乎不敢呼吸；他想，假如就是这么回事，那我也能办到，就算他没办法告诉我怎么弄，我想我也会仔细观察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而且，他真的做到了，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甚至现在犹历历在目；他在心里琢磨，就是该那么干，即使现在得重新做一遍而且是第一次，我看也该那么干。这时候，黄铜色的日光早在他的光背上逞威了，弯曲的河沟像条螺纹墨线，独木舟稳稳当当地随桨划进，桨起桨落没有一丝儿声音；突然，他身后的桨停止划动，克京人在他背后发出猛烈的嘘气，口里咕噜着什么，他屏息静气地蹲着，凝然不动，像瞎子那样全神贯注地倾听，这时脆弱的木舟壳偷偷地沿着船头推开的水波漂去。后来，他还记起那支来复枪——一件锈迹斑斑的单发武器，枪托上胡乱缠着铁丝，枪口放得进威士忌酒瓶的软木塞，枪是克京人上船时带上的——可当时他并没意识到；当时他只是蹲在那儿，猫着腰，纹丝不动，大气都不敢出，神情肃然地东张西望，那时他心里想，是什么？是什么？我不仅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甚至不明白该朝哪儿看。接着他感到独木舟在动，那是由于克京人在行动，这时他真切地感到了那咕噜咕噜的嘘气，急促有力的热气直喷上他的脖子和耳根，他从自己的胳膊和身躯之间一瞟，看见自己身背后的克京人手里握着刀子，继而瞪大眼睛往上望，瞧见一块平整厚实的泥土，正当他瞧着时却分裂开来，变成一根粗实的泥土色圆木，却仍然静寂不动，但又仿佛突然跳进了他的视网膜，成了三维——不，四维的东西：硬度、形状和另外什么——不是恐惧，而纯粹是急切的猜测，他凝视着这个周身有鳞、待着不动的形体，想的不是它瞧上去很危险而是它显得庞大，他想，是呀，也许一头骡子站在田地里也会是庞然大物，在一个从未拿过缰绳走近它的人眼里；想着，他只消告诉我该如何下手，那准会节省时间；这时独木舟挪得更近了，悄悄接近，连一丝波纹也没掀起，他仿佛能听见他的伙伴屏住呼吸，于是他忽地从伙伴手里抓过刀子，出手很快，他连想也没想，只见刀光一闪；这既不是缴人的械也不是别人主动放弃，这动作太稳健了，出自他的本能，这是他从娘奶里吸入的天性，融进了他的一生：一个人毕竟不能只做不得不做的事情，要做就得拿出所有的本事，凭借他学会的一切，做出最佳的判断。而且我认为动物就是动物，不论它看上去像什么，于是便出了这么一手。独木舟的船首像一片落叶似的轻飘飘地搁上地面，他刚坐下一会儿，便立即跨出独木舟，停了一瞬间说出几个字：看起来真大。这几个字轻描淡写，只费一秒钟，在他注意的局部范围里一闪而逝；接着，他扑过去叉开腿骑在那东西身上，抓住就近的一条前腿，刹那之间同时下手又猛的一刀下去；而在这时，那东西甩起尾巴在他背上狠狠一击。可是，那一刀已经刺中，他知道这点，甚至当他背部陷进淤泥、那甩打他的怪兽的全身重量压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不顾怪兽山岭般的背脊扣住他的肚子，伸手死死抱紧怪兽的喉咙，逼得它嘶嘶喘气，脑袋直摇，尾巴甩来甩去；这时他用另一只手握刀直探致命要害，探着了，于是热乎乎的鲜血喷涌。到了这时，他才坐在那肚子向上、身陷淤泥的怪兽尸体旁边，他的头垂在两膝之间，又是一副惯常的姿态，兽血浸透了他全身，那里面也混进了他自己的鲜血，他想，我这该死的鼻子又出血了。于是他坐在那儿，他的头，血淋淋的面孔，低垂在两膝之间，这副姿态显露的不是沮丧，而是陷入了深沉的困惑和思考；这时克京人的尖声叫喊，似乎从老远的地方传来，在他耳边嗡嗡作响；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竟看见瘦削结实的克京人，滑稽可笑地发了疯似的在他周围连蹦带跳，狂喜的脸上不断做着怪相，嘴里高声地咕噜咕噜；这时，犯人细心地把面孔侧着不让鼻血顺当直流，冷眼望着克京人，带着博物馆馆长或管理员停步在自己的玻璃橱窗前审视的专注神情，看着他一面把来复枪上扬一面叫喊“嘣-嘣-嘣！”然后又把枪扔在地上，像演哑剧似的把刚才那一幕重演了一遍，边挥舞着双手边用他操的那种法语喊道：“好极了！好极了！一百块钱！一千块钱！天下所有的钱！”可是这会儿，犯人又一次垂下头，捧起咖啡色的水直往脸上泼，注意到水里接连不断的深红的大理石纹般的血丝，心想现在告诉我该怎么做可不晚了点儿，但他并没有多想，因为他们又立即坐进了独木舟，犯人又凝神屏气、十分拘谨地蹲着，仿佛他是想屏住呼吸来减轻自身的重量，他面前的船头上摆放着那张血腥的皮子，他眼里瞧着皮子，心里却在想，可我该得到的一半是多少却没法问。可是，他也没多想这个，正如他后来对胖犯人说的那样，钱的事儿总是谈得通的。他还记得另一幕（这时他们都回到了家里，兽皮摊开在平台上，为了让女人明白，克京人在平台上重演了那场哑剧——这回没有使用枪，演的是赤手空拳的搏斗，那条无形的鳄鱼又一次在叫喊声中被刺死了；胜利者站起身，却发现这回的表演女人连看也没看一眼。她在看的是犯人再次红肿起来的面孔，她说：“你是说那东西往你脸上踢了一脚？”“没有，”犯人没好气地大声答道。“那东西根本用不着踢我。我似乎不经打了，连小孩子朝我屁股上弹一粒豆子，我的鼻子也会流血。”——他记得那一幕，但不打算讲出来，也许他想讲也讲不明白——两个人连彼此交谈都做不到，怎么能达成一项共识呢，共识的内容不仅双方理解，而且都知道对方会信守不渝，（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这比任何书面的有人做证的合同更管用。不知怎么弄的，他们还商定好了分头去捕捉猎物，各人乘各人的船，这样就有机会增加一倍的捕获量。不过，这实际上很简单：犯人差不多能完全明白克京人的话：“你不需要我，也用不着这条枪；咱们在一起反而会妨碍你，挡手挡脚的。”还有比这个更妙的，他们甚至商量了再弄一支来复枪的事：假定有这么一个人，无论他是谁——朋友、邻居或是干这一行的生意人，他们能够从他那儿租用一支枪；他们之间的沟通都是用各自的土语，蹩脚的英语和蹩脚的法语：一个容易激动，有一双闪亮狂野的眼睛，一口坏牙的嘴咕咕嘟嘟地说个没完；另一个神情冷静，几乎严肃冷漠，面部红肿，光背上晒起了泡，结痂的地方简直像是牛肉——他们商定这桩事的时候，蹲在用木板绷开的兽皮的两边，活像大公司的两位成员面对面地坐在一张红木会议桌两旁，而且做了不再弄支枪的决定，决定性的发言是犯人做的，他说：“我看就不弄了吧，要是我先前知道必须用家伙，非得等到有了枪才开始干，我认为还是该弄的。可是既然我没用枪就已经开始干了，我认为就不用改了。”再说，这得花钱，还要费时间，还得等好几天。（说来也怪，唯独一半会是多少钱这事儿，克京人就是没办法告诉他，不过，犯人知道那会是一半。）他能有的时间太少了，很快他就得再次上路，犯人想：这一切蠢事很快就会结束，于是我就可以回去了。这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在想，而且必须回去；这样想着，他变得十分平静，环顾围在他四周的这片繁茂而陌生的荒野，他暂时沉入了宁静与希冀之中，过去的七个年头就像七粒小石子沉入了水塘，不留下一丝儿波纹；于是他暗暗在想，带着一种茫然若失的惊讶：哟，看来我早已忘了赚钱是多美的事儿，忘了人家会让你去赚钱。于是，他没有用枪，用的是那根打了结的绳子和那根图林根式的钉头锤；每天早上他和克京人各自乘上自己的船，各走各的路径，去那片不为人知的荒野，在那些隐秘的狭小河道里缓慢地仔细搜寻；那片荒野里时不时也会有别的人出现，同样是身材瘦小、皮肤黝黑、讲话咕噜咕噜的男人，他们突然闪现，像是耍魔术似的凭空而至，他们乘着刨空的圆木，悄悄地跟在后面，观看他如何独自出击；他们的名字叫泰因、托托和塞勒，他们的个子不比克京人捕的麝鼠大多少，长得却很像麝鼠（犯人的房东也捕麝鼠，拿到灶上煮食，他也像商量来复枪的事儿那样，用他的土语来讲这事儿，犯人也能听懂，仿佛这些话是英语：“喂，赫拉克勒斯。你不用愁吃的，捉鳄鱼去吧。我会煮好饭送来的。”），克京人会时不时地从布设的陷阱里抓出麝鼠，就像你在需要的时候从猪圈里抓出一头小猪仔，用来变换天天老吃的米饭和鱼（犯人的确讲过这桩事：晚上回到小木屋里，那扇门和没窗框的唯一的窗户都钉了板条来防蚊子——其实这是形式，如同某种仪式，像两手手指交叉或用手敲木头之类，做了白做——坐在放着油灯的木板桌旁边，油灯四周虫子翻飞，室内温度接近体温，犯人瞧着辛苦换来的盘中餐，浮在表面的几片肉，心想，这一定是从塞勒那儿换的，他是胖的那个。）——日复一日，平平淡淡，每天都一个样，今天像昨天，明天像今天，而他按理应分得的一半，加起来该是几元几分或是几十几元，他不知道——每天早上，他出发的时候总会发现那一小伙人坐在自己的独木舟里恭候他，像斗牛迷等候着自己崇拜的斗牛士；在那些艰苦搏斗的中午时分，纹丝不动的小舟围成了一个半圆，观看他独自作战；到了傍晚，返回的途中，那些独木舟一一划进河湾和水道，开头的几天里他甚至分辨不清这些道道；接着在薄暮时刻的那个平台上，面对那个沉静的女人和多半时候在吃奶的婴儿，还有从当天猎获的鳄鱼身上剥下的一两张血迹未干的皮革，墙头的一块木板上刻记的两排日见增加的刀印，克京人会表演他那仪式般的得胜哑剧；然后，天黑了，女人和婴儿睡进那唯一有木板的床，克京人则早已开始在草垫上打起呼噜，这时他（犯人）会坐在那盏臭味强烈的油灯近旁，汗淋淋地蹲坐在赤果果的脚跟上，满面倦容却又显得平静，一副不屈不挠的沉思神情；他弓着背，背上有化了脓的旧水泡，又有鳄鱼尾巴猛击的新伤痕，皮开肉绽的惨相使得背部简直像一块红津津的牛肉，身上还有那根幼树烧焦成桨形的木棒（现在差不多像桨了）擦伤划破的迹印；密集如云的蚊子绕着他的头嗡嗡飞旋，他不时放下思绪扬起头来，凝视着面前的墙壁，直到粗糙的木板仿佛自行消退，好让他那视而不见的漠然目光不受阻碍地直往前望，穿过那往事依稀的深沉黑暗，甚至越过那片黑暗再越过那荒芜的七年；而现在他才意识到，那七年里他只有当牛做马的份，没有真正干活的机会。然后等到想休息睡觉的时候，他朝椽条子后边那个卷起的包裹最后瞧上一眼，吹熄油灯，在鼾声大作的伙伴旁边躺卧下来；他躺在那儿直冒汗（他只能肚子朝下地俯卧，背部不能碰到任何东西），黑夜里热得火炉一般，充满了蚊虫的嗡鸣和鳄鱼悲惨的怒吼，他没有想他们从不给我时间来学习，而是想着我已经忘掉了工作起来多开心。到第十天上，不幸的事儿发生了，这是第三次出事。开初，他还不肯相信会出事，不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已经受尽了磨难，脱离了落难期限；随着婴儿的出生，他已抵达并越过了他一生的各各他峰巅，现在可以信步走下山峰另一侧的斜坡，也许说不上是允许他，而是没有人理会他。然而这绝不是他的感觉。他不情愿接受的事实是一种力量，一种势力，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死命地盯住他，毫不松懈，可是，它虽然拥有宇宙间一切的强暴力量，可以造成一切可能的灾难，却如此缺乏想象力和创意，如此缺乏施展技艺与匠心的自豪感，居然一再故技重演。第一招他接受了，第二招他甚至原谅了，第三招仍然不是什么新把戏；他简直不能相信，尤其是后来他终于弄明白，这一回并非盲目的一望无垠的波涛作孽，而是人的指挥和手段造成：这个不可一世的小丑，被挫败了两次，却存心再来报复，居然使用起炸药来了。他没有讲这桩事。毫无疑问，他自己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同样毫无疑问，他是记得这桩事的（但他沉默不语，一只洁净沉着的手里拿着那根粗实的颜色很深的土雪茄），他所知道的全凭直觉领悟。大概是第九天傍晚时分，他和女人坐在房东的空位子两旁吃着晚饭，他听见外面人声嘈杂，但没有停止进餐，仍在不断咀嚼，因为停不停都一样，他仿佛都能看见他们——平台下的昏暗水面上浮着两三条、也许是四条独木舟，话声叽叽咕咕，含混不清，听不明白，不带惊慌的意味，也不一定是发火吵架，甚至也不全然是惊奇，只不过话声尖锐刺耳，仿佛是从沼泽地惊起的一群鸟的鸣叫；他（犯人）没有停止咀嚼，只是平静地抬起头望着，也许没觉得有多大的疑问或者有什么值得惊讶的，这时克京人突然冲进屋来，站在他俩面前，满脸惶恐，两眼瞪圆，肿胀的嘴张着，从墨黑的口缝里龇出发黑的牙齿，一边望着（犯人），一边表演动作剧烈的哑剧：疾速撤离，紧急出走，把东西拖进怀里然后往外扔往下掷；接着，又用哑剧演完由一个放炮者转变为受害者的全部动作：他抱住头，弯下腰，然后一动不动，像是给波浪掀起来推向远处，嘴里叫喊着：“轰隆——轰隆——轰隆！”这下，犯人瞧着他，下巴却不再咀嚼了，在停止咀嚼的一瞬间，他想：这是什么？他想要告诉我什么事？（这也只有一刹那，既然他怎么也表达不出，甚至不知道自己曾经想过这事）虽然他被抛弃到这儿，这儿的环境包围了他，也接纳了他（而且，他在这儿干得不错——的确是心情平静，办事认真，要是能用言辞表达出来该多好，能够在心里好好想想而不只是知道有过此事——干得比任何时候都好，只有到了现在他才明白，能够工作，能够挣钱是多美的事啊），然而，这并不是他的生活，他仍然是而且始终不过是池塘水面上的一只水虫子；池水潜在的不可测的深度他永远不会知道，他与池水唯一实在的接触只有那些短暂的时刻，在那些僻静的光线刺眼的泥沼上，曝晒在无情的烈日之下，处在由那些前来观战的一动不动的独木舟围成的半圆斗技场当中，他接受了身不由己的殊死搏斗，进入了那根坚利的尾巴所能企及的半径以内，挥动他的钉头锤朝那剧烈摆动、嘶嘶有声的头部击打，要是这一手不奏效，他会毫不迟疑地抱住那遍体硬鳞坚甲的兽体，不顾自己赖以行走、生活的血肉之躯，用一柄八英寸长的匕首去结果它狂暴的一生。就这样，他和女人观看克京人表演那一整套搬迁的哑谜，只见那瘦小个子比比画画，疯疯癫癫，在他表演放弃小木屋的哑剧时，他的身影歇斯底里地在粗糙的墙壁上跳上跳下，他用哑剧的动作把挂在墙头和放在屋角的少得可怜的几件东西收集在一起——都是些别人不会要的东西，只有像那盲目的洪水、地震或大火这种种力量或势力才会剥夺这些；女人也在瞧着，嘴微微张开，还含着一口已经咀嚼的食物，脸上呈现出惊异的表情，心里却并不着急，她说：“这是咋回事？他在咕噜些什么？”“我不知道，”犯人说，“可是我认为，要真是什么我们应当知道的事，到了该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会明白的。”他并不惊慌，虽然这个时候他已经把克京人的意思领会得够明白了。他是在做撤离的准备。他想。他告诉我也要离开这儿——关于这，隔一会儿克京人还会做出努力；他们用过晚餐，克京人和女人都先后去睡觉了，克京人又从垫子上爬起来，走到犯人跟前，再次来了一遍放弃小木屋的哑剧表演，这回像是重申先前有可能被误解了的话，好像在对小孩子重复讲述一遍那样，不厌其烦，耐心细致，仿佛是用一只手抓住犯人，另一只手比画着手势，跟对方又比又讲，像是在逐个音节地打着手势；犯人注视着蹲在旁边，刀子开着，膝头上放着那根快完工的桨木，边看边点头，甚至用英语在答话：“对呀，没错。你放心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于是，他又继续削他的桨，但没有加快速度，并不比往日晚上匆忙，他胸有成竹，到了该他知道的时候，无论那会是什么事都将迎刃而解，甚至在他还不知道这事，甚至在那种可能性、那个问题出现之前，他已经不予理睬，拒绝接受哪怕是搬迁的这个念头；他想着那些皮革，心想：他要是有什么办法告诉我，可以拿我的那一份到什么地方去换钱就好了；但这念头只是在刀子轻轻削两下的瞬间一闪而过，因为他几乎立即又想到：我看，只要我能捕捉到鳄鱼，要找个愿意买皮子的人不会有多大麻烦。因此第二天早上，他帮着克京人把几件财物——凹凸不平的来复枪，一小包衣物（他俩又一次做了交易，虽然彼此间连交谈都办不到，这一回是几件烧煮厨具，安置在几处场所的生了锈的几架捕鼠机，加上一些笼统的说不具体的东西，包括炉子、粗木板床、小木屋或其使用权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用来交换一张鳄鱼皮）搬进独木舟，然后两人蹲着像两个小孩分棍子那样分皮子，你一张我一张，你两张我两张，这样分成了两堆，克京人把他的一份装进独木船后便划离了平台；不过他很快又停下来，这回他只是放下桨，做了个把什么东西收拢，双手猛地朝上一扔的动作，嚷着“轰隆？轰隆？”用的是升调，一面向平台上那个身子半裸、伤痕可怕的人拼命点头，而那人却以一种平和冷静的神情回望他，应声说道：“对，轰隆，轰隆。”之后，克京人离去了，没再回头瞧。他们还在注视他，桨已经在快划了……也许只有女人在注视，犯人早已转过身去。“他多半是想说，我们也得离开。”她说。“是呀，”犯人说，“昨天晚上我就想到这点了。把桨给我。”她拿来桨，递给了他——那一小截树干，每天晚上他都在修整，现在还没完全修好，也许再多一个晚上就成了。（他一直在用克京人多余的一支桨，克京人本来主动要留给他的，把那支桨跟炉子、板床和小木屋的使用权合计在一块，但犯人谢绝了。也许他是按体积来与鳄鱼皮对比做计算的，加上桨就过分了，不如自己多用一个夜晚来仔细操刀削桨。）于是，他带上那根打结的绳和钉头锤，朝相反的方向划去，仿佛他听到警告后不仅拒绝离开这里，还要进一步深入这块原野，来表明和证实他的拒绝是不可逆转的最后决定。可是后来，在没有警觉的情况下，十分强烈的孤独感却压得他昏昏欲睡，越来越令他无法坚持下去。即使他想讲这段事也没办法讲出来——这天，上午还没过一半，他继续划着，头一回独自一人前进，沿途没有一条独木舟出来尾随他；不过，这也早在他预料之中，他知道其他人也会离开；这还不要紧，要紧的是他孤孤单单，备感凄凉，而这孤单和凄凉是他自己选择留下不走的结果；这时候，桨板突然停住不动了，小船顺势持续前进的瞬间，他想：怎么搞的？怎么搞的？继而一想，不行，不行，不行。这时，沉寂、孤独和空虚冲他爆发出一片嘲笑的吼声；于是，他掉转船头，小船疾速倒转方向，他回心转意了，狂暴地冲向那平台，知道后悔已晚；那个平台是他的庇护所，逢凶化吉的地方，安身立命的据点——那儿曾容许他工作和挣钱，他认为那权利和特许是他自己赢得的，没有求助于别人，没有求过任何人的恩赐，他要求的只是别管他，让他凭自己的意志和力气去跟这块土地上的爬虫之王搏斗，而这地区也不是他请求进入的——他感受到了威胁，愤然挥动自制的木桨，终于平台远远在望了；这时他看见一艘摩托艇停在平台旁边，他一点不感到惊讶，反倒有一种欣喜，仿佛证明他刚才感到愤怒和惧怕是有道理的，现在有了权利对挑战自我的精神说：我告诉过你的。他仿佛陷入一场梦，他向平台划去，小船似乎一步也没有前进，在做梦的状态下不觉阻碍却感到窒息，他梦幻般地举起一根没有重量的桨，感到肌肉没有力量，没有弹性，在没有阻力的状态下他仿佛瞧见小船缓缓爬过光灿灿的水面，抵达了平台，摩托艇里有个男人（其实一共有五个男人）在朝他叽叽咕咕地讲话，用的是他听了十天也无法听懂的语言；这时候，从小木屋里出来另一个男人，背后跟着那个女人，手上抱着婴儿，又穿上那件褪色的军上衣，还戴了顶宽边遮阳帽，正准备离开；走在前面的男人手里拿着那个纸包（他还拿着其他几样东西，犯人却没看见），那包用报纸包裹的衣服是十天前犯人放在屋椽子后面的，那以后谁也没碰过；现在犯人也上了平台，一手抓住小船的缆绳，一手拿着那根木桨，费了好大劲儿，最后才用一种梦幻般窒息而又令人无法相信的平静口吻对女人说道：“从他手里把那包东西拿过来，放回小木屋去。”“原来你会说英语，对不对？”摩托艇里的那男人说，“你干吗不照他们昨晚对你说的那样离开呢？”“离开？”犯人说，他又回过头去望着摩托艇里的那个男人，瞪大了眼睛却又竭力控制自己的声音，“我没有时间去旅行。我忙着呢——”话没说完，已转脸朝向女人，已经张开嘴要把那话重复一遍，这时那个男人的声音又梦幻般地嗡嗡响在他耳边；他气愤极了，又转过身来，忍无可忍地大叫道：“洪水？什么洪水？活见鬼，两个月前就过去了！过去了！还有什么洪水？”接着（他脑子里没有清楚的想法，但他知道自己在想，一刹那间洞悉了自己的性格或者说命运：他目前的命运怎么会有一种反复的特征，不仅孕育中的种种危机总在单调地出现，而且连自然环境也沿袭着一个呆滞的死板模式），摩托艇里的那个男人喊道：“把他带走。”他站起身来，拳打脚踢，这时四个男人蜂拥而上，凶狠地给了他一顿铁拳和臭骂，结果他被按倒在地，仰面躺在硬邦邦的木板上。最后，一副充满恶意的手铐轻声而又干脆的咔嚓一响。“该死的，你疯了吗？”摩托艇上那个男人嚷道，“你难道不明白，今天中午人家就要炸开堤坝？”他对其他几个人说：“快，动手，把他弄上船。咱们赶紧离开这儿。”“我要我的皮革和小船。”犯人说。“让你那些皮革见鬼去吧，”摩托艇上那男人说，“要是他们不很快炸开这道堤坝，你会在巴吞鲁日州议会大厦前的台阶上捉到很多鳄鱼的。这艘船才是你需要的，你应当为它祝福祈祷。”“不带上我的小船我不走。”犯人说，他说话的口气很平静，却是说一不二、没有任何更改的余地；说得那般平静，那么说一不二，差不多过了一分钟谁也答不上话来，人们只是默不作声地俯视着他躺在那儿，半身裸体，背部全是水泡和疤痕，孤立无助，手脚都给铐上；他仰面朝天，心平气和地发出最后通牒，那口气好像你入睡之前跟同床的伙伴讲话一样。这时摩托艇上那人采取行动了，他往船边轻轻地啐了一口，以同样冷静平和的口气说道：“那好吧，带上你的小船。”于是人们帮着女人，抱上那婴儿，拿上那纸裹的包袱，一齐上了摩托艇。然后人们把犯人扶起来，也帮着他上了艇，他手脚的镣铐一路叮当作响。“你要是答应放规矩点，我可以解开你的铐子。”那人说，可犯人根本不搭理他。“我要握住那根绳子。”他说。“绳子？”“是的，”犯人说，“绳子。”于是人们把他放到船尾部，让那根缆绳在系索耳上绕了一圈后把绳子的一端递给了他，摩托艇才开船行驶。犯人没有回头张望，但是他也没有朝前看，他半躺半卧地斜在那儿，带着铐的双腿前伸，小船缆绳的一端抓在一只铐上的手里。摩托艇又停过两次。当模糊的日轮开始直接照在人们头顶的时候，热得叫人难以忍受，艇上已有十五个人了；这时，犯人懒散地躺着，纹丝不动地望着那平坦的黄铜色陆地慢慢升上来，变成一片绿黑色的沼泽地，毛茸茸地蜷曲在那儿；接下来，这片沼泽地戛然而止，在他面前展开一片浩渺的水域，四周围一条模糊的蓝色河岸线；在正午时分，水光潋滟，如此宽广的水域，是他见所未见的；这时摩托艇的引擎声停息了下来，船身在船头渐次平息的浪头后面滑行前进，领水员问道：“你这是干什么？”“到正午了，”掌舵的人说，“我想咱们也许该听见爆炸声了。”于是，大家都听着，摩托艇完全停止不前，只是轻轻地摇晃着，闪光的细浪轻声地拍打着船身，可是没听到任何声音，也没一丝儿颤动从昏糊的天空下的任何地方传来；漫长的一刻维持过后，时间继续流逝，正午很快过去了。于是领水员说：“好吧，咱们走吧。”引擎重新发动，船身开始提高行进速度。领水员来到船尾，手里拿着钥匙，弯下腰对犯人说：“我猜，不管你愿不愿意，现在都只好守规矩了。”一面说着一面解开镣铐。“你会吗？”“我会的。”犯人说。他们继续前进，过了不久，河岸完全消失不见了，现出一片小小的海面光景。犯人现在手脚自由了，但他仍然像刚才那样躺着，手里抓住缆绳的一端，现在却在手腕上缠绕了三四圈；这时他掉过头回望，看着那拖在摩托艇后面的小船在船尾的波浪里颠簸跳跃跟进，他甚至还不时朝湖面眺望出去，这时他满面严肃，没有任何表情，唯有一双眼睛在转动，他心里在想，这一望无垠的水域，这么浩渺，这么荒凉，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也许他并没有想；过了三四小时，当河岸线再次浮出水面，岸边被许多拥挤的帆船和机动船遮断的时候，他想，这么多的船，比我认为能有的还多；这么多的人生活在水上，我没想过会有这种人，也许他没有想这些，只是在眺望而已，当两岸壁立的狭窄水道开启，摩托艇驶入供轮船出入的运河；驶出了运河之后，他看见河那边城市的低垂烟雾，接着看到一个码头，摩托艇缓缓开去；一群人在注视，那不声不响、孤苦呆滞的神情跟他从前见过的一样。尽管他在经过维克斯堡时不曾见到这座城市，他还是能认出眼前的就是那种人——横遭灾祸的无家可归者，带上了一眼就能看出的印记和标志，而他比他们更惨，但他不允许有谁称他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好啦，你到了。”领水员对他说。“小船呢？”犯人说。“不是在你手里吗？你还要我干什么——给你出张收据？”“不，”犯人说，“我只想要那条船。”“拿去吧，不过你得有根捆书的带子什么的，才好把它背走。”（“把它背走？”胖犯人问，“背到哪儿去？你还得把它背去不成？”）他（高个子犯人）继续讲道：他和那女人是如何下船的，他们之中有个人如何帮他把小船从水里拖上岸，他又是如何把缆绳缠在手腕上站在那儿，那个人如何跑来跑去、大声嚷嚷：“完啦。下一件！下一件！”他又是如何去对那人说他那条船，那人又如何嚷嚷“船？船？”他（犯人）又如何跟着那些搬小船的人把小船抬上架子支好，同其他小船摆放在一起；他自己又如何让小船对准一块可口可乐广告牌与一座吊桥之间的位置，这样，他回来时就能很快找到他的小船；他如何同女人（这时他拿着那个用报纸裹着的包）一起给吆喝上了一辆卡车，过了一会儿卡车开始驶入交通路道，在密集的房屋之间穿行，后来到了一幢大建筑前，一座军械库——“军械库？”胖犯人说，“你是说一座监狱吧。”“不，是那种堆放东西的库房，不少人带着包袱躺在地上。”接着，他讲如何想起他的伙伴也许会在这儿，甚至到处寻找那个克京人，同时又等待机会再回到有士兵站岗的门口；他后来又如何终于回到那个门口，他身后跟着那个女人，他的胸前却被枪杆挡住了。“滚，滚，”士兵叫喊道，“回去，很快就有人来给你们发衣服了。你们不能到街上乱撞。还要发些吃的哩。也许那时候，你们的亲属会来把你们接走。”他还讲到了那女人这时候说的话：“如果你告诉他这儿你有亲戚，也许他会让咱们出去。”可是，他没有这样说，他也不可能把不这样做的原因讲清楚，那可是深层次的东西，骨子里的东西，他还从来没有必要形之于语言，他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如此——他是山里娃，严肃审慎，敬畏的不是真理而是说谎的能力、本领——不是顾忌撒谎，而是看重它，一定要运用得当，甚至精心策划，来得既快又奏效，就像使用一柄致命的快刀。他接着又讲道，人们是怎么给他拿来衣物的，一套蓝色的套衫和工装裤，过一会儿又拿了吃的东西（一个说话尖刻、态度生硬的年轻妇女说：“可是，这婴儿得洗个澡，弄弄干净，要不然会死的。”女人却答道：“是倒是。他不舒服也许会叫几声，可他还从来没洗过澡呢，不过照旧是个好娃娃。”）。到了夜里，那儿的电灯都没有加罩子，冷清清而又恶狠狠地照着呼呼大睡的人们；这时犯人爬起来把那个女人扯醒，然后到了窗边。他讲了这段经过：那儿的门倒是很多，但通往何处他却不知道，他费了好大工夫去找一个可以利用的窗户，终于还是找着了；他拿着那包衣服，抱着婴儿，第一个爬出窗户——“你应该撕条床单结成绳子，然后顺绳溜下去。”胖犯人说。可是他不需要床单，夜色漆黑，脚下有石块可踩。现在，城市就在眼前，可是他还看不清楚，也无心去看——城里只亮着低矮的长明灯。彼安维尔曾在这儿驻足，这也是那个名唤拿破仑的梦想之邦，可惜先天不足，如今安在，而安德鲁·杰克逊却发现这儿离宾夕法尼亚大街只有一步之遥。然而，犯人这时发现，要回到轮船运河和他的小船，可比一步远得多了；黎明时分，那个可口可乐广告牌隐约可见，那座吊桥像蜘蛛般拱立在淡黄色的晨曦天空；不过他也没讲他是如何把小船搬回到水里的，就像他省略了有关那六十英尺高的堤坝的事。现在，大湖就在他背后，他能去的只有一个方向。当他又见到密西西比河时他立即认出来了；这是理所当然的，现在这条河已经在他的生命里生了根，成了他的过去的一部分，这个部分要是有可能保存下来的话，将会成为他可以遗赠后代的珍品。但是，过了四个星期后的今天，这条河的景象看上去会与当初不一样了，而且的确如此：这条河（老人河）经过了一段放荡的日子后已经回复了常态，回到了两岸之间；老人河啊，褐黄浓重有如巧克力一般，在两道大堤之间腾起微波细浪，从容不迫地向大海流去；大堤的内侧仿佛是眉头紧皱、惊讶呆滞地注视这一切变化；堤顶柳树成荫，披上盛夏的绿翠；六十英尺下面的堤外，皮毛油光的骡子依偎着中耕犁头的宽大把手，站在肥沃的土壤里，这种土壤不需要精心耕耘，只需撒下棉籽就能发芽生长，到了七月就会看见一连几英里对称成行的茁壮棉茎，八月里紫花开放，九月里黑油油的田地里棉桃绽开，雪花遍布，长口袋会把棉花行之间的土壤拖平，一双双细长灵巧的手采摘棉花，炎热的空气里充满轧花机的呜呜哀鸣；那是九月的气氛，不过现在还是六月天，空气中响起的是浓重的蝉鸣，而城里却到处是新上油漆的气味和粘贴墙纸的糨糊的酸臭——城镇，乡村，还有大堤内侧那些建在支架上由木板搭起的小码头，楼房的较低几层都由于刷了新漆和贴了墙纸而光洁明亮，气味刺入；甚至木桩、柱子和树木上留下的五月暴涨的水位痕迹，也都在夏天的喧哗阵雨中被光亮似银的水流冲淡而消失。堤坝上靠边的地方有一家小店，几匹套着马鞍、用绳当辔头的骡子昏昏糊糊地站在泥地上，还有几条狗，一小堆黑人坐在几块宣传口烟和疟疾病的广告牌下的台阶上；还有几个白人，其中一位是县里行政司法副长官，正在拉选票以便在八月的初选中击败他的上司（那个曾经给了他现在这个职位的人）。大家都停下来观望这条在午后水光灿烂的水面上出现的小船，看着它驶近又靠了岸，先是一个女人抱着孩子从船里走下来，接着一个男人，个儿高高的，走近之后看得出穿的是一身劳教所的罪犯囚服，虽然已经褪色，却在新近洗过，十分干净；他停在那几头骡子打盹的地面上，用冷漠的一本正经的目光四处打量，这时那位行政副长官把手朝他的腋下伸去，这动作令在场的人认为，他会飞快地掏出一把手枪，但是过了好一会儿，什么也没掏出来。不过，在新到的人看来，这动作显然是够明白的了。“你是位长官吗？”他问。“你说得太对了，”副长官说，“先让我把这该死的手枪——”“好吧，”犯人说，“那儿是你们的小船，这就是那个女人。可是，我可一直没找着棉花仓顶上的那个杂种。”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转载请注明：http://www.sohubb.com/hbyx/101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