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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荣化为绕指柔指尖上的光明

文章来源：视网膜劈裂(症) 发布时间:2023-1-20 0:47:25 点击数：次

眼睛是透明的，通过它们，可以看到人的心灵。

——戈蒂埃

引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使患者对疾病认识得到了一定的提升。然而网络上的知识毕竟是片面的，患者对实际诊疗过程中出现的相关并发症风险以及由于个体体质不同而导致的治疗效果的差异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

在临床工作中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些患者明明手术效果并不是很好，但却对医生感恩戴德；而另外一些患者明明通过手术达到甚至超越了预期，反而会投诉医生。

——《指尖上的光明》

化为“绕指柔”

我之所以走上行医道路主要是受家庭的影响。小时候，爷爷奶奶两位老人离开得早，父亲心里一直认为是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比较差，同时也希望我们整个家庭里能有个医生。我是家里的老大，自然而然就带着父亲的希望走上了医学之路。小学、中学、高中，我就这样带着成为一名医生的梦想一路走来。

年，我考入了天津医学院（现天津医科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继续深造；与现在不同的是，对于当时的应届毕业生，学校是不建议考临床学科的，无奈之下，我便选择了一个与临床关系最为紧密的病生理专业学习。由于广西生理专业只收一名学生，我与另一名考生相差一分落选，却被调剂到眼科，成为袁佳琴教授的一名学生。在三年硕士加三年博士的历练中，慢慢爱上眼科，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眼科医生的压力。眼睛是给予生命光明的一扇窗，其宝贵程度不言而喻。在一份国际调查中，很多患者都表示：除了生命外，人们觉得最重要的器官就是眼睛了。而眼科医生的使命就是为患者保留一片光明，尤其对于单眼的患者，如果治疗不好，就会造成患者的失明。医者仁心，这是每一名眼科医生都不希望看到的。

越做越小心的“老司机”

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最早接触到的是大切口白内障囊外摘除手术，后来又开始学习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简称“超乳”）。特别是—年到新加坡进修学习一年，在那里又历练了超声乳化手术，同时也较系统地学习了眼底病知识及手术。回来后，自认为学习成果还是不错的，有种跃跃欲试的感觉。年前后，我接诊了一名高度近视的白内障患者，之前做过视网膜脱离手术，后来又发生了白内障，因此前来就医。我当时也没多想，很快为患者安排了手术。

现在看来，由于患者做过视网膜脱离手术，而且高度近视的患者眼轴本身比较长，玻璃体液化、玻璃体的波动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超声乳化手术是很不好控制的。然而那时的我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

术中，由于患者前房较深，在进行超乳的时候也不是太顺利。但经过不懈的努力，我最终完成了手术。但术后第二天患者告诉我他看不见了。我开始还不太相信，认为手术虽然不太顺利，但完成度还挺好的。后来经过详细检查才发现患者出现玻璃体积血了。

其实，玻璃体积血是可以通过玻切手术进行治疗的，但由于当时自身技术的局限，担心再出问题，于是就建议患医院。医院的大夫说可以做，但是术后可能还会有问题，不一定能够恢复视力。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患者也是个急脾气，听后一下子火了：“啊？拿我当‘死马’”？并拒绝再次进行手术，视力当然也就没有恢复。

这个病例最终演化成了一起医疗纠纷并进行了赔偿。这次事件带给我最深的感悟就是：“医生就是越做胆越小，老司机越开就越稳妥”。

医学是一门经验学科，经历得越多，遇到的困难越多，医生的准备也就越充分，经验也就更丰富。作为一名医生，无论年资的高低，一定都是希望尽最大努力治愈疾病，为患者解决难题。但人体、疾病的复杂程度往往又会超越医生的经验，所以在临床工作中医生难免会遇到难以处理的状况和意料之外的并发症。这个病例带给我很多的感触，所以现在我也要求下级医生要严格按照流程对不同疾病类型的患者进行妥善治疗，包括对特殊的患者进行特殊的对待，尽最大的努力认真对待每位患者对我们的信任。

从兴趣中悟出的工作之道

在工作之余，我的爱好比较广泛，这些爱好也伴随了我一路的成长。从书法、绘画、篆刻，到音乐、运动等。兴趣爱好展现出我每个年龄段的性格特点，也由于工作的缘故与我或即或离。在年轻的时候，爱好就是爱好，非常单纯；但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也逐渐从爱好中收获了一些额外的好处：一是宁静，排除杂念，将自己变成一张待画的白纸；二是忍耐，如同面对一方上好的印石，万不可草草动刀。将这两点带到管理工作中，自然而然地养成了遇事冷静的好习惯，对工作有着很大的帮助。

医院能否搞得好，与为人一样，加强好自身的内涵建设，提高能力和水平是非常关键的。年，在新加坡林少明教授无私的援助下，在当时的天津医学院医院的前身——世界人工晶体中国天津培训中心。医院以培训眼科医生做现代囊外白内障手术加人工晶状体植入为主，目的是让更多眼科医生掌握这项新技术。此外，医院还会到边远地区做一些帮扶工作。在医院的发展过程中，早期白内障手术技术在全国领先，现在的一些知名专家医院的培训班。我医院的成长和发展。

年，医院从刚刚组建的天津医科大学正式独立出来，医院等级评审，医院的标准进行收费。这也为后面的一个小故事埋下了伏笔。

年，医院二期扩建，面积由平方米增至平方米，并更名为天津医科大学眼科中心。

年，我正式接任天津医科大学眼科中心的院长一职，当时恰医院等级评审，我们为此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却因为床位不够，没有通过评审。为此，我去找当时卫生局医政医管处的相关领导，领导对我说：“想评‘三甲’的话，医院啊！”我当时一下子就急了，说：“怎么能从二甲开始评呢？卫生部有文件，医院医院，你要是认为我们不合格你就把它关掉好了！”

现在想想，我当时处理问题真的是不够冷静。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抱怨是没有用的。医院搞得好与不好，不仅是要靠真抓实干一点点做起来的，更是要靠宣传让别人了解的。后来，我们采取的方法就是在解决空间问题的同时不断加强自身的内涵建设，提高我们的能力与水平。让上级领导了解到我们的发展。并最终得到支持和认可。

年5月，医院顺利完成了三期扩建工程，新址正式开诊。年，眼科中心更名为医院。年2月，我们正式被原国家卫生计医院的称号。

医院的不断发展，除了过硬的技术要求外，处理好医患关系也逐渐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环。我觉得书法中有一个很核心的思想就是以柔克刚，柔中带刚，我试着医院的日常管理以及医疗纠纷处理工作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以柔克刚

如今很多患者都非常有“主见”，并不会完全按照医生的意愿治疗疾病。对于医生来说，治疗过程中患者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患者不能配合，就算诊疗过程本身无可指责，治疗效果也往往无法得到患者的认可。

我国很多糖尿病患者早期无明显症状，所以患者即便通过体检查出了疾病，除控制血糖外一般也不会进行其他治疗。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可防不可治的，等疾病进展到视网膜出现病变，甚至出现网脱、失明的情况，往往为时已晚，不得不进行手术治疗。

年底，我从新加坡全国眼科中心学成归国后，就开展了眼底疾病临床诊疗方面的工作，到现在差不多也快20年了。这期间我治疗了大量的糖尿病患者。其中印象最深的一个患者，就因患有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合并白内障，需要尽快进行手术治疗。我们建议他换普通的人工晶状体即可。但是患者认为这是装在眼睛里面的，贵的就是对的，所以坚持换贵的，怎么都解释不通。并且患者在术中非常紧张，做到一半的时候竟大喊：“我受不了啦！”突然起身，以致手术最终半途而废。后来在复查时，这名患者又发生了视网膜脱离。由于患者的心态不是很好，一做手术血压就升高，所以最终也没做成手术。

这期间，他医院求医，经历也是如出一辙。后医院，在我反复耐心地引导下，才把手术做了，也获得了不错的效果。这位患者当时给我很大触动，遇到这种急脾气、急性子、听不进去劝的患者，以柔克刚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医学是一门人文科学，科学是严谨的，然而每个病人的诉求却不尽相同。只有在科学的严谨与患者的诉求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让每一位患者得到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才是医学的最终目的。

如今，医患关系的现状仍旧不容乐观，医院都无法回避的问题。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使患者对疾病认识得到了一定的提升。然而网络上的知识毕竟是片面的，患者对实际诊疗过程中出现的相关并发症风险以及由于个体体质不同而导致的治疗效果的差异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加之就医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如意，使得医疗纠纷在所难免。

在医疗纠纷的处理中，我们有一套完整的程序。院里有医政科主要负责、有主管医疗的副院长，对于疑难问题，我们也会及时开会讨论以及时化解纠纷。但处理医疗纠纷的关键还是在于“理解”二字，我更多是在安慰患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将患者如钢铁般坚硬的“戾气”化为“绕指柔”。秉着书法带来的“以柔克刚”的理念，不跟患者正面冲突，在工作中带给我很多收获。

作为院长，在处理医疗纠纷的问题上，我也时常扮演着“最后一道防火墙”的角色。很多时候患者因为种种原因找到我，我和他们通常一谈就是半天。在这个过程中，我主要是以劝解、疏导为主，尽量使患者通过正当渠道处理并解决问题。这里仍然用到了“以柔克刚”的思想，尽量避免与患者进行正面冲突。

医疗纠纷总体来说分为两种：一种是很多患者对疾病了解不足，对医学的认识有限，治疗后不仅没有改善现状反而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这种情况就很有可能会演化成医疗纠纷。却也很少会造成“轰动”的后果，经过良好的沟通后，大多能够得到患者的理解。还有一种是有些比较极端的患者，个性很鲜明，治疗时就会提出很多要求，如果医生没有按照其要求进行治疗，即使治疗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患者往往也不会感到满意。如果再遇到总体治疗效果不够理想的情况，则很可能产生比较严重的医疗纠纷。

医患沟通的“心”与“术”

医疗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沟通不够。而如何通过沟通相对减少医疗纠纷事件则是一门艺术。

前两天我就遇到了这样一位患者，他因白内障前来就诊，术后对治疗效果不太满意，抱怨术前医生没把注意事项交代清楚。我们的医政科、副院长共同出面，也无法平息患者的不满，他只有一个要求：找院长。

我跟患者谈了整整一下午，期间也了解到患者反映的多收费问题，经核实，确实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一个小疏忽，多收了患者几十元检查费用。按照规定，我们加倍退还多收取的费用即可。但为了安抚患者情绪，经协商我们还退还了患者的手术费用。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不想，患者再次找到天津市医疗调解委员会（简称“医调委”），反映我们收费过高的问题。被医调委拒绝受理后，又找到我们的办公室主任来闹。本着让患者满意的原则，我们再次对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偿——没办法，在这起纠纷中毕竟我们也有责任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但赔偿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妥协，遇到我们确实没有责任的医疗纠纷，我们也一定是会坚持原则的。

前两天，我们的一位副主任医师还接诊了一个糖尿病患者。患者的眼底有大量的增殖膜，局部视网膜脱离，但黄斑部分相对较好，因此术前还保留有0.4的视力。这样的患者如果不进行手术的话就会很快向失明发展。术后，患者维持了原有的视力，但一个月后，患者出现了网脱的情况。这位医生就再次收治了这位患者，准备为他进行进一步的手术。不料术中发现，由于从发病到手术之间耽搁过久，患者的视网膜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进行一系列的处理，但术后视力仍下降到了指数、手动的水平。病人不能理解，医院抗议，待了整整一宿。后来，患者闹到了天津市医疗调解委员会，此事至今仍悬而未决。

总结下来，我的体会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就是要在进行术前谈话时把患者的期望值降低——比如说医生预计治疗后患者可能恢复到0.5的视力，但在沟通的时候可以有所保留地说到0.3、0.4，如果经过治疗后实际达到了0.5的视力，患者就会非常开心。但要注意也不能太保守地去沟通，使患者产生惧意甚至退缩——我们以前有位麻醉医生一遇到需要全麻的患者就会说：“全麻有可能危及生命，要死人的！”（虽然有些夸张，但也说明了全麻的风险）把患者都吓跑了。这就是在推卸责任了。所以，要合理地进行风险告知，让患者在充分知晓风险的前提下也要感到通过手术能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善。

其次就是要通过沟通得到患者的信任。在临床工作中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些患者明明手术效果并不是很好，但却对医生感恩戴德；而另外一些患者明明通过手术达到甚至超越了预期，反而会投诉医生。究其原因，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往往在前期沟通时便埋下了种子。良好的沟通可以使患者对医生产生信任，即使治疗效果不好，患者也会认为医生已经尽力了，反之亦然。

医院有一个医生就非常懂得沟通的艺术，他会跟患者讲：“你这个病挺严重的，但幸好你遇到了我！”这样先取得了患者的信任，再和患者讲治疗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便能更为容易地取得患者的理解与认可，沟通效果就会好很多。

治疗效果理想与否需要医患双方共同的努力，患者信任，就能够很好地配合治疗，从而最终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在临床工作中，如何医院非常重视的一部分，我们还邀请天津医科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来给临床医生们讲如何进行医患沟通、与人沟通的艺术等课程。令人沮丧的是，问题仍然存在，临床医生工作量很大，也承受了社会各方的很多压力。去要求每位临床医生对每一位患者进行透彻的分析，把病情、治疗方案一句一句交代得清清楚楚是不切实际的。我觉得可能多数情况临床医生们做到了，但有时候难免会忽略一些“特别”的患者，造成了医疗纠纷。

尽管如此，医疗纠纷却并不可怕。面对医疗纠纷时，秉承一颗爱心，本着以柔克刚的方式、方法，往往就能够得到患者的理解，多数时候都可以将令人头痛的医疗纠纷化为“绕指柔”。

李筱荣口述，尹晗、尉琢采写

50:23

李筱荣教授访谈视频

李筱荣

教授、博士生导师。医院院长、眼视光学院院长、眼科研究所所长。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专家会员，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眼底病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新加坡眼科研究所高级临床科学家。《中华眼科杂志》、《中华眼底病杂志》等期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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